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人民的「好當家」(2)

上海人民的「好當家」(2)

　　潘漢年對待生活的態度，更令人欽佩。他所住的「市長官邸」外表宏偉，內部卻都是最簡單的舊家具，而且是已離滬的老房主所遺棄的舊東西，未添置像樣的新家具。至於吃飯更是簡單。我們3人，早餐是稀飯和醬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條和一個雞蛋，有時是一碗豆腐漿。中午在單位按等級吃份飯。晚餐三人共吃一小盤葷菜，一小盤半葷菜，一小盤青菜和一小碗湯。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他心安理得，過著滿足的生活。他每天回家時，因勞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還要審批公文，接待有關業務單位負責人的請示彙報，簡直累得不成樣子，但還是那麼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還是工作。從未出去遊山玩水，過一天清閒的日子。我覺得很不忍心，便背著他給買了一隻大魚缸，放養了幾十條漂亮的金魚，他見此十分高興，每天早晚和休息日，總在魚缸前觀賞，從中獲得休閒和享受。後來，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和身體的適當運動，我從公安局弄來一張桌球臺，一套球具。他高興極了，一有空就和我打桌球散心。他對魚缸和桌球那樣歡喜，可見他並不是什麼「怪聖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娛樂的普通人。還有一次，我建議他周日到「百家俱樂部」去遊玩一次。那裡湖光山色，綠草如茵，清靜安謐。他聽後非常高興地說：「通知那些有空的局、處長，大家一起去。」我照辦了。那天，二十來個終日辛苦不堪的局、處長和他一起，在那美麗景色和閒靜的環境中，在翠綠的草坪上談心、散步，觀賞花木，談笑風生，還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飯。

　　潘漢年在與滬上知名人士交往中，是嚴格按黨的統戰政策辦事的。既有團結，又有鬥爭。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鬥爭中求得更好的團結。他懂得如何做好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團結他們一起貫徹落實黨的各種政策法令，並通過他們在同行、朋友中擴大影響。他平日從不指責他們，而是用極平靜的態度和言語陳述利害，啟發他們自覺地糾正失誤，從而使上海解放初期的統戰工作取得極大的成績。至今，這些人除了已經逝世者外，都堅定地跟著黨走了幾十年，成為各界的帶頭人或政府的高級官員。當時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指責他「右」、「跟資本家走」。這完全是錯誤的。舉例來說，當時由於統戰需要，經常召開人代會、協商會，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參加，共商市府大事，又吸收其中著名人士擔任市府委員會的委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又吸收一些知名人士與党的幹部組成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共同對案件進行最後審決。每一案件都事先經過「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共同審批量刑，並送軍管會秘書處政法科會審，再經三級分審定案。無期徒刑以上的都由潘漢年最後審批。雖然要經過這許多程序，但由於都能實行「公文不過夜」而能及時送到反革命案審查委員會進行集體討論決定。凡討論中有少數案件被一致認為「過輕」或「過重」的，潘漢年在最後定奪時，對提得合理合法並不違反原則的，一般都接受他們的建議改判，以資更好地鼓勵、團結他們，使他們感到不存在「空職」而是「實務」。其中也有鬥爭。本市某著名紡織集團的人事科長黃龍華，因長期利用職權敲詐勒索，並姦淫不少求職女工而被判死刑。案件在審查委員會討論時，該紡織集團資方也是審查委員，建議從寬處理，引起爭論。會後，我們向潘漢年彙報，他指示組織一個黃龍華罪行調查委員會，讓事實說話。當委員們到廠裡調查時，工人們群情激昂，許多女工們悲憤哭訴，委員們都深受教育，該資方也深受教育，不斷自言自語地說：「真是民憤大，該殺！該殺！」會後意見完全一致，執行槍決。事後，潘漢年和這位委員就像沒有發生過此事似的照樣和他友好往來，合作共事。

　　潘漢年平易近人，從未當面指責或背後議論過任何人。各級幹部和各界人士都樂意和他接觸。每當潘漢年發現某一領導人或身邊工作的人員出現失誤時，他從不直接指責，而是從另一側面提出問題，啟發他們在思考中發現自己的失誤而加以改正，所以備受各級領導幹部的敬佩和愛戴。對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體會。有一次，市府設宴招待朝鮮歌舞團。宴會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藝界人士作東，並在座位上掛有姓名的牌子。當客人們都入座時，交際處長對潘漢年說：有一位作東的沒有到會，現在又無法找人代替。潘漢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東人名義作東。我到那個桌上入座時，貴賓們都十分驚奇，說沒想到中國這樣著名的作家竟是一個如此年輕的人。因為在座的都是年輕的藝人，我和年輕人在一起時，心情特別高興。由於過份的激動，我多喝了點酒，本來每逢宴會時，我都身藏手槍緊隨潘漢年入場或離場，但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會昏昏然呆坐在門外的沙發上。後來突然聽到交際處長大聲對我說：「喝醉了嗎？潘副市長要離場了。」我睜開雙眼，看到潘漢年仍是那樣安詳地站在我面前。我立刻陪他上車一起回家。一路上我想總要受一次嚴厲的批評。可是事實卻相反。他在車上不發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後，才對我說：「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點睡覺吧！」當晚，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時，我懷著沉重心情對他說：「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寫一個檢討給你。」他笑了一下說：「檢討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後要注意影響。」從此，我再也沒有在宴會上喝過一口酒。

　　潘漢年在各種場合和集會上所作報告更具特色。解放初期，党的幹部和各界群眾，對於黨的政策、方針、路線和某一特定問題，有不同的認識，需要領導進行教育、宣講。對於為了解決思想和認識上的問題，以及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而召開的會議，他是有請必到，並發表講話。他的報告，從不需要秘書代筆起稿。他從主辦單位的領導處得知會議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後，晚上作一些思考，並記下幾行要講的提綱，第二天就上臺開講。他的報告，從不講空話、套話。一開始就進入問題關鍵，從理論、政策、方針以及具體問題作精闢的講解。他語言生動；深入淺出地從各個方面論證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及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表達清楚，層次清晰，邏輯性強，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結構嚴謹，一氣呵成，聽者都為之傾倒、動容，常常博得聽眾的掌聲。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調動與潘漢年分別時，我徵求他對我的意見。他考慮了一下，說：「你熱情有餘而考慮不足。」我和他相處兩年，從他身上學到不少好東西和當一名幹部應有的品德。但當時我對這一評斷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體會，因而未能引起重視。直至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為此而受到挫折，才對這一臨別贈言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公理自在人心，冤案已經昭雪。漢年同志，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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