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是上海工人的貼心人

潘漢年是上海工人的貼心人

　　——陸象賢

　　「二六」轟炸前後

　　上海解放初期，由於美蔣封鎖，面臨著嚴重的形勢。1949年9月7日，劉曉在華東青年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華東的鬥爭是尖銳、緊張、曲折、複雜的，華東的鬥爭位於全國反帝鬥爭的最前線，上海的鬥爭最尖銳。同一天，潘漢年在上海教育界反對敵人經濟封鎖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於上海遭受經濟困難的原因作了具體分析：一。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海口，使過去畸形發展的上海經濟與依賴於帝國主義原料的若干生產事業發生困難；二、目前我們尚處於軍事狀態，我軍在華中、西北、華南正全面開展攻勢，因此，使全國商品運輸受到阻滯，物資不能順利交流；三、8年抗戰、3年解放戰爭主要依靠廣大解放區農村的支援。農民負擔很重，購買力相當萎縮。基於這三個原因，尤其是第一個原因，使目前上海經濟情況受到很大影響。潘漢年告訴大家：這是解放後暫時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不但可以克服，而且激勵了我們必須自力更生，打下今後改造上海、發展經濟的基礎。

　　正當上海廣大職工和工商界人士在党的領導下共同努力，積極溝通與各新解放區的關係，節約器材，節衣縮食，度過最困難階段的時候，1950年2月6日，國民黨的美制飛機17架（其中B24型12架，P51型和P28型5架）分4批在午間12時25分至13時53分輪番轟炸上海電力公司、法電、滬南及閘北水電公司等處，造成人員、財產、設備的巨大損失。當時，陳毅、劉曉、劉長勝等人和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甯一正在參加上海工人首屆代表大會，劉長勝當即宣佈休會。陳毅指示各單位的領導幹部立即趕回去組織緊急搶修，恢復生產。陳毅趕回市政府。當時，潘漢年在江甯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參加一個約會，他得到市長辦公室秘書的電話，聽到楊浦發電廠被炸，鍋爐被炸壞的消息，不顧警報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辭，趕回市政府，同陳毅一起召集各局彙集情況，同時部署公安局維持社會治安；衛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醫院準備汽油燈，全夜值班，搶救傷員；公用局調度電力，儘量使路燈、自來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處的供電迅速恢復；民政局通知各區對被轟炸地區，迅速妥善進行安置工作，嚴防宵小之徒乘機搗亂；市軍管會緊急通知各機關及全體人員動員起來佈置防空，組建消防小組。

　　2月7日，陳毅和潘漢年、劉長勝等市委、市政府負責同志，冒著刺骨寒風前往被炸得最厲害的楊樹浦發電廠視察並慰問電廠工人。潘漢年遵照陳毅同志的囑咐，連日來，到嵩山區、盧家灣區、吳淞鎮的被炸地區視察並慰問居民，到醫院慰問傷員。「二六」轟炸後，上海市場物價出現很大波動，市民紛紛排隊購買大米和煤球。儘管市人民政府從外地調運大量物資到上海來加強供應，平抑物價，但市場上的搶購現象仍很突出，特別是大米供應。在私營糧食代銷店門前往往出現排隊長龍。工商局向潘漢年建議不能光靠私商代銷大米，需要開設一批國營零售糧店，把大米直接按規定牌價出售到市民手裡。市人民政府批准了這一建議。在潘漢年與有關部門的具體安排下，短短兩天之內，就在市內各區，特別是工人聚居的地方，開設了50多家國營零售糧店，敞開供應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價就近買到大米。糧店門前排隊現象隨即消失，市場和人心也都安定下來。

　　妥善處理勞資糾紛

　　上海解放後，在鞏固人民政權、恢復經濟、維護社會秩序中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處理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勞資關係。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解放時接管的官僚資本企業只有150多家，而私營工業有1300家左右，私營商業有15萬家左右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使得一些私營工商業減產、停工、倒閉，失業人員增加。由於許多私營企業機構臃腫，經營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潤少，甚至虧本，一些私營工商業縮小經營，甚至停工；少數業主甚至抽出資金，企圖逃跑。而少數職工又一時分不清工人階級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後的變化，提出過高要求，有過火行為，從而出現了大量的勞資糾紛。

　　1949年8月3日，陳毅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現在不少企業，資方有困難，工人也有困難。這個困難只有根據黨中央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通過勞資協商解決。」上海廣大職工群眾在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中，發揮了工人階級主動精神去做好團結、教育資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難嚴重的私營工廠中，工人們還自願減薪，甚至輪流回鄉，團結資本家維持生產。永安、先施、新新等6大百貨公司店員幫助資方改變經營方針，將經營高檔商品改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貨。

　　與此同時，潘漢年對勞資雙方做了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闡明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和勞資協商的原則。他對工人說：發展生產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高利益。我們要鼓勵資本家來參加發展生產的事業。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翁，應當把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責任擔負起來。所以，我們現在對資本家提出要求，應當照顧到整個發展生產的利益，不應當只想眼前，而應當注意謀取長遠的利益。他還向工人說明：「勞資兩利」與國民黨政府宣揚的「勞資合作」有根本的區別。國民黨宣揚「勞資合作」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階級意識；而共產黨的「勞資兩利」政策，是為了使民族資本家一道來參加經濟建設，發展生產，穩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

　　他對民族資本家再三說明，「勞資協商」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下進行的，這同國民黨宣揚的「勞資協調」有著根本的區別。國民黨的「勞資協調」是在資產階級的政權下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共產黨的「勞資協商」是在工人階級的政權下照顧民族資本家的目前利益，是為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的。因此，民族資本家在「勞資協商」中要端正對工人群眾的態度。潘漢年以高度的政治修養，誠懇的態度，用深入淺出的語言來闡明黨的方針政策，提高了勞資雙方的認識，在妥善解決勞資矛盾中起了重要作用。由於潘漢年細緻坦誠的工作，使當時上海廣大工商界人士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有了深切的具體的瞭解，影響很大，郭棣活決定將解放前永安紗廠在國外訂購的一批紡織機械和原料運回上海，發展棉紡生產。當時運回來的有瑞士製造的7000瓦汽輪發電機、1萬錠紡紗機器整套設備和6000多包美國棉花等，價值250萬美元。有一批民族資本家從海外調回資金重返上海。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時，潘漢年總是親自接待他們，並安排他們工作。他還經常到工商界朋友家裡去，以聚餐、晤談方式，反復宣傳政策，進一步消除他們顧慮，傾聽意見，並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問題。

　　興建曹楊新村

　　上海在解放前是冒險家的樂園，富人的天堂，他們住的是花園洋房、公寓，而勞苦工人住的是棚屋。解放初，聚居100戶以上的棚戶區全市有320多個，大多集中在楊浦、普陀、閘北等老工業區。他們主要是交通運輸、碼頭、紡織和市政等各業工人，其中苦力工人較多。上海解放初期，市人民政府儘管財政很困難，但是為了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條件，還是決定在改造部分簡易住房、棚戶的同時，興建一批工人新村。潘漢年受陳毅委託，督促主管部門組織了對工人居住情況的調查。

　　他自己到華東紡織管理局所屬工廠宿舍和梅芳裡等工人住所進行調查。他在市人民政府的行政例會上同趙祖康、徐以枋等反復討論修哪條馬路，在哪裡建設水電設施，從哪裡開始改造舊房，在哪些地區建築工人新村。經過調查和討論，決定從滬東小木橋、滬西藥水弄等工人棚戶區開始改造。1951年開始在市區西北部興建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他對這第一個土人新村修建的規模、標準都在市人民政府行政例會上同各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反復進行討論，及時作出決定，然後督促有關部門組織施工。

　　由於潘漢年抓得特別緊，曹楊新村在1952年五一勞動節前夕竣工，1002戶工人搬進了新居。潘漢年對應當讓哪些工人住進這第一個工人新村，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好的新問題。他在陳毅、劉曉、劉長勝等的同意下，確定分配給從事創造發明和提出過合理化建議，在生產上有顯著貢獻的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者以及生產上一貫表現積極、工齡較長的老工人。1952年6月下旬，陸阿狗、戴可都、楊富珍等114位勞動模範和一大批先進生產者、老工人，手捧鮮花和市人民政府發給的居住證，穿過插滿彩旗的高大牌樓，住進了工人新村。從1953年起，又先後在滬東的控江、鳳城、鞍山；滬南的日暉、龍山；滬北的玉田、志丹、宜川；滬西的天山地區等建成9個建築面積都在10萬平方米左右的新村。而曹楊新村為以後興建的那些工人新村創造了經驗。在這一寶貴的經驗裡，凝聚著潘漢年的辛勞和他對上海工人的一片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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