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他把我們凝聚在党的周圍

他把我們凝聚在党的周圍

　　——榮毅仁

　　我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陳毅市長在上海中國銀行四樓會議室召開的有幾百名工商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上。會議開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領我到陳毅市長和潘漢年副市長跟前，介紹我認識他們。只見陳毅同志氣宇軒昂，豪爽幽默；而漢年同志文質彬彬，一副學者模樣。會議間，陳市長和潘副市長都作了重要講話，大意是闡說了解放、建設大上海的偉大意義，宣傳、解釋了共產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商經濟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來，和人民政府積極配合，發展生產，恢復市場。初次見面時雖未深談，但兩位領導同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過了幾天，盛康年對我說，潘副市長希望約個機會同我碰碰面，一起談談，彼此熟悉一下。我心裡思忖：雖然聽過陳市長和潘副市長的講話，但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到底如何具體化，他們到底會怎樣對待工商界，還不是很放心，能有機會當面談談再好不過。特別是得知漢年同志把約見的地點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裡很高興，因為對我來說這樣的環境是適宜的。那天見面之後，大家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既談正事，也說閒話。漢年同志閱歷豐富，才思敏捷，說起話來不緊不慢，引人入勝。我拘謹的感覺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輕鬆自如起來，大家的話也就越來越多。不覺已時近黃昏，盛康年就順便請吃晚飯。席間，漢年同志像和熟人談家常一樣，隨和而又實事求是地講了國家的困難，上海的困難，鼓勵工商界儘快消除疑慮，恢復生產，恢復經營，為建設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漢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觸、交談，使我相信共產黨決不會像謠言傳聞那樣對待工商界，也使我體會到，漢年同志以一個共產黨副市長的身份，能用促膝談心的方式，和我們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傳政策，傾聽意見，這在舊中國是無法想像的。從漢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產黨員的胸懷和品質，看到了共產黨建設新中國的抱負，我的心向黨靠近了一步。

　　以後，漢年同志常和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工商業者一起開會或座談，循循善誘地宣傳解釋黨的工商經濟政策，指出這個方針是由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執行這個政策，既是恢復和發展新中國、新上海經濟的需要，也是保護工商業的需要，要求大家團結在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周圍，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迅速把生產與市場搞好而共同努力。同時，他認真傾聽大家意見，幫助工商界解決生產、經營上的困難。漢年同志的工作非常深入細緻，他既具有堅定的原則性，在具體解決問題時又能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保持著高度的靈活性，所以結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在他的帶頭示範下，許多搞經濟統戰工作的同志經常深入到工商界人士中，用各種方式宣傳政策，聽取意見，溝通情況，幫助解決問題，從而對恢復生產和穩定市場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八一」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組織籌備慰勞解放軍的工作，工商界也於7月15日組織了上海工商界慰勞總會，此事市里是由漢年同志負責的，我和盛丕華等其他幾位同志也參與其事，這樣，我和漢年同志接觸機會就多了，相處也更隨便。「八一」犒軍以後，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請陳毅市長到我家吃頓便飯。盛講此事先要問潘。我就向漢年同志提出，他說，要請示陳老總自己，並答應由他自己去和陳老總說。兩天后，傳來回音，陳市長同意來，但叮囑人不要多，可以隨便一點。8月的一個夜晚，陳市長和夫人張茜同志，漢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臨我家，同來的還有幾個人，我還約了盛丕華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裝而來，在我家中樹蔭下乘涼，天南地北地聊著。陳市長間或問問我企業的生產情況，對黨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見，我坦誠相告，聚晤氣氛始終十分親切融洽。以後，陳市長和漢年同志又約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會座談，宣傳解釋黨的政策，誠懇耐心地聽取意見，有時還共同商量、解決一些問題，把我們凝聚在党的周圍。

　　自陳毅市長來我家中聚會以後，漢年同志有時就到我家來聊聊天，有時溝通一些情況，有時通過我瞭解一些工商界的情況和意見，有時還約了一些負責同志一起來。他當時的住所離我家很近，有時就步行過來。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銀行老闆的女兒，早年就參加革命，人也很隨和。有時他們夫婦同來，董慧就和我夫人楊鑒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談得來。有一天，漢年來我家，談話中他說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數願意靠攏黨，跟黨走，情況是好的。工商界在舊中國有商會和工業會，現在是否也要有個統一的組織，以便組織工商界人士貫徹國家政策，也可以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向人民政府或有關單位反映情況。他徵詢我的意見，我非常贊成，認為解放前舊商會和舊工業會幾乎淪為國民黨爭權奪利的工具，並不是為工商界服務的。現在人民政府這樣為工商界人士著想，內心很是振奮。漢年同志還徵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見。後來，上海各界代表會議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業聯合會的決定。經過多次醞釀，大家做了許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聯籌備會，我被選為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0年初，國家準備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上海是工商業者雲集之地，發行任務很重。為此，陳毅市長邀集幾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國銀行大樓開大會動員認購。在此之前，漢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談起此事，跟我講了國家發行折實公債對恢復和發展生產，穩定市場物價的意義，問我是否可以帶個頭，這樣可以推動工商界的認購工作。我完全同意。於是在陳市長召集的認購大會上積極響應號召，帶頭認購。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認購額不斷加碼，又逢市場不景氣，加上美蔣「二六」轟炸造成困境，公司面臨很多困難，勞資糾紛也有所加劇，頭寸周轉一下有了困難。漢年同志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就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業財產抵押貸款，解決了公司資金困難，也完成了認購任務。

　　「二六」轟炸中，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許多工商企業遇到嚴重破壞。當時正臨陰曆年關，廠裡工人等著發薪過年，但工廠企業卻因原料、動力、資金等問題開工不足，廠方付不出工資，一時間勞資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廠企業也難免這種窘境。一天，有個廠的幾個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發工資。我正巧辦事在外，他們就坐下不走，等著我回去解決。我知道後，就和盛康年聯繫，想請漢年同志幫助。盛康年就立即給當時上海市軍管會交際處副處長梅達君打電話，要他轉告潘漢年同志。漢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廈暫住，一面通知有關部門和工廠工會負責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體諒資方的困難處境，遵守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緩和。那時漢年同志除負責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還要全力領導恢復被炸的發電廠，特別是要處理因「二六」轟炸工廠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勞，對我的困難卻依然如此關心，我心裡很感激。當時勞資關係緊張，糾紛時起，市政府在陳毅市長的領導下不斷開會，徹夜研究商議解決一個又一個難題，大家總算熬過了這段困難時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繼全國勞動局長會議、全國各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後，要召開全國第二次稅務工作會議。一天，潘漢年同志約我到他辦公室，對我說：這次會議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時要請工商界代表參加，市里希望由你帶隊前往。會議要討論調整稅收問題，這事關係到國家的重要決策，也涉及工商業界的利益，希望你們如實反映情況，不要有顧慮。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針，在會上作了必要的、如實的反映，結果黨對我們的意見非常重視，認真考慮，擇善從之，大家對會議非常滿意。稅務會議以後沒幾天，我列席參加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會前，毛主席在頤年堂請客，邀請列席代表參加。漢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門口接我進去，並把我介紹給毛主席。席間，毛主席講：一個人為人民做好事，而且堅持做下去，人民是不會忘記的。這句話毛主席後來在政協會議上又講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難平，至今一直深深記在心頭。會議結束後回到上海，漢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講，認為工商界目前單用聚餐會的形式交換意見、溝通情況不夠，最好能多學點時事，學點理論，提高政策水平，這樣更有利於靠攏黨。我和康年接受了漢年同志的建議，並徵求了工商界上層的意見，大家都很贊成。議論中，大家認為馮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從這本書學起。為了表示緊跟党的領導，就把學習會名稱定為「七一」學習會，並把學習會第一次活動選在7月1日。那天漢年同志還專門來講話，鼓勵我們關心時事，改造思想，學習政策，提高理論水平。

　　以上這些，是我和漢年同志在解放初期開始交往時的一些片斷。這些往事說明，漢年同志作為一個党的領導者，在新中國解放之初紛雜繁忙的工作中，對一個工商業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關心和愛護，在日常的工作中細緻入微地貫徹了黨的各項政策。這些，對我思想的進步起了重要的推動、幫助作用，使我從接近黨、靠攏黨、到自覺接受党的領導，相信社會主義、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過程中也不改初衷。

　　漢年同志逝世已經十幾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時時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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