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解放前夕的兩件秘聞

解放前夕的兩件秘聞

　　——夏衍

　　①本文原載《上海灘》1989年第4期，原題為《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些回憶》。收入本書時作了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

　　關於潘漢年的事，真有點一言難盡。1982年我寫過一篇《紀念潘漢年同志》，那是陳雲同志指定要我寫的，目的是為了給他平反，而不是給他評功，所以寫得很簡略。潘漢年一生，對黨、對國家、對上海，的確是立了大功的，由於他的工作是絕對保密的，所以有許多事情很少有人知道。隨便舉一個例，比如陳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灘》上刊出的《黨人魂——記潘漢年》）中有一段話：「當時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的主要負責人先後到香港與潘漢年聯繫，在潘漢年的部署下起義，使這兩個系統的檔案和美援物資完整地交我方接收。」這兩件事我都知道，也可以說我是參與了的。

　　這些事，1949年我和漢年從香港回到北平，就向中央和恩來同志報告過，但是漢年一直不讓我們講，他不止一次說：「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所以這些事就成了秘聞。

　　1948年八、九月間，有一次張駿祥同志（當時他也在香港）告訴我，說資委會的負責人錢昌照正在香港，準備到英國去講學，他對當前的局勢很悲觀。錢昌照在重慶時期我就認識，他對文藝、話劇有興趣，和張駿祥、張瑞芳等都很熟，為人正直，事業心很強，所以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潘漢年——他當時代表華南分局領導香港工委的工作，1948年章漢夫調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後，我是工委書記。漢年聽了之後立刻對我說，這是一件大事，趕快通過張駿祥約錢昌照談談，盡可能勸他留下來，不要去英國，更不要去臺灣，將來可以為新中國建設服務。資源委員會不僅在國內擁有大批美援物資，更重要的是他下面還有許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這是一個可遇難求的機會，你趕快去辦。這樣，我就通過張駿祥約錢一起在九龍山林道的「雄雞酒家」吃飯。寒暄了幾句之後，很自然地談起了時局。我記得話是從金圓券談起的，他毫不掩飾地表示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頗有生不逢時之感。於是我們就對他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勸他不要悲觀，新中國的建設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於我還沒有得到中央指示，當然不能談具體問題，於是就由漢年把這件事向中央作了報告和請示（當時我們有兩個地下電臺，一在九龍，一在東江遊擊區）。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來同志回電，要我們勸錢昌照留在香港，並明確地指出，為了新中國的建設，我們希望資源委員會的工程技術人員都能留在大陸，為祖國服務。於是我就約了錢昌照在淺水灣第二次單獨見面，這次我就開門見山地直說了，我說我們已接到周恩來副主席的電報，希望錢先生能為祖國的復興效力。他開始有點意外，但很快就平靜下來，於是我就講了一通「大道理」，如革命不分先後，以及党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後正式攤牌。我說：「周副主席希望錢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內地的資源委員會的朋友們聯繫，只要能把美援物資和檔案保護好，解放後不僅可以在原崗位工作，有些人還要特別借重，因為我們正缺少這方面的人才。」我講得很坦率，並把我住址的電話告訴了他，隨時可以聯繫。他很謙虛，說了些個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對周恩來同志要仰仗他的話似乎很感動，這是從語氣中就可以察覺的。最後他說資源委員會在內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強。我說，這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了讓他放心，我鄭重地告訴他，這件事關係重大，所以不論在內地或者香港，我們一定絕對保密。這之後，他只和我通過一次電話，告訴我，他不去英國了，暫時留在香港，其他什麼也沒有說，但是大家心中有數，他不到英國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經決定以後的方向了。

　　1948年冬到1949年初，國內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蔣介石下臺，李宗仁當了代總統，南京政府派張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談，接著是「百萬雄師過大江」。我和潘漢年、許滌新就在1949年4月底離開香港，回到北平。我離開香港的時候，才把這件事告訴了喬冠華（我走後，喬接替我當了香港工委書記），要他負責和錢先生單線聯繫。大概是在5月中旬，當我們南下前夕，恩來同志忽然對我說：邵力子先生向黨中央建議，認為錢昌照是個人才，一定要爭取，所以恩來同志要我擬一份電報，要喬冠華立即安排，請錢先生早日回國。他大約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這之前，他是不是到過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對上海資委會的人已經作了交代，這是可以肯定的。因為上海解放後不久，就有一位資源委員會在上海的負責人（這位先生姓沈，名字記不起了）來和我聯繫，說資委會的全部物資和檔案已經按照錢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來了，絕大部分幹部都沒有走，但是也還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願地到臺灣去了。從1949年到1955年，漢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錢先生沒有聯繫，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後，才有見面的機會。「文革」之後，他同情我的遭遇，來往就更多了，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幾乎每個月都來看我一次。他一直很樂觀，他關心的是四化建設和國家統一，他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因為在臺灣他還有許多資源委員會的同僚朋友。他經常到各地去視察和調查，去世前還去過海南島，並把自己的感受和設想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

　　前面說過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頭之後，我就介紹他去見潘漢年，因為潘是常務副市長。至於物資、檔案、幹部由誰接管，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為主任的財經接管委員會吧。關於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的起義，我後來知道，除錢昌照外，在北方，資委會另一位負責人孫越崎先生也和我們地下黨接上了關係，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上海海關關長丁貴堂的起義，說來似乎有一點偶然性，話得從抗戰初期說起。「八一三」之後，上海海關的一批愛國青年組織了一個「海關長征團」，用歌詠、話劇、活報劇等形式宣傳團結抗戰，性質相當於一個文工團，一共有二十幾個人。這個團的負責人是葉厥蘇，團員有鄧愛珠、蔡鴻斡、陳瓊瓚等，後來在上海犧牲的茅麗瑛，也參加過這個團。1938年夏，該團到廣州演出，葉厥蓀到《救亡日報》來找我，要我給他們作一次時事報告，這樣我就和這個團發生了工作上的聯繫。同年10月廣州淪陷，長征團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陳瓊瓚曾到桂林找過我，我給他介紹了工作，我和他們沒有深交，當時大家都很忙，我對這件事也就漸漸從記憶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後，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陳瓊瓚到《華商報》來找我，說他是得到上海海關關長了貴堂的同意，來找共產黨的。他說：上海海關有悠久的歷史，現在還完整地保存著100多年的檔案，一筆可觀的庫存，和許許多多愛國的、有經驗的職工幹部，國民黨方面正在強迫他們去臺灣，所以爭取丁貴堂起義是十分必要的。那時已經是淮海戰役之後，連雲南的盧漢、龍雲，四川軍和西北軍的頭面人物，也已經紛紛派人到香港和我們拉關係了，丁貴堂要尋找出路，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我問陳有沒有把握？他說丁有威信，為人正直，從你認識的「海關長征團」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絕大多數海關職工是愛國的，所以只要有丁關長下決心，起義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報告，他喜出望外，說這是一筆「意外之財」，於是當天就向中央請示，並很快得到了恩來同志的很明確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檔案和物資保留下來，上海解放後仍由丁貴堂任關長，起義的幹部職工原職原薪不變，這樣，事情很快就解決了。知道這事的只有潘漢年、許滌新和我3個人。上海解放後，許滌新（他是財經接管委員會副主任）就和丁貴堂接上了頭。遺憾的是上海解放後陳一直沒有找我，失去了聯繫，去年我問過現在成都的葉厥蘇同志，他也說廣州分手之後他們之間就沒有來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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