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的中共代表(3)

五三

　　由於蔣介石對國共合作持頑固強硬態度，並且在軍事上繼續向紅軍發起一系列進攻，以潘漢年、陳立夫出面主持的國共合作第一輪談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電潘漢年，指出：談判顯無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之外，靜待談判結果。「我們願意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①

　　①《周恩來傳》第318—319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堅持原則，據理力爭。這正是西安事變前作為中共最高談判代表的潘漢年在談判桌上所展現的風采。

　　但是，堅持原則，並不意味著關閉談判大門。為了既堅持中共不作無原則讓步的宗旨，又把國共兩黨的談判繼續下去，在這段時間裡，潘漢年還與四）11的劉湘、廣西的李宗仁、19路軍的蔣光鼐、山西的閻錫山等各地實力派就中國共產黨有關國共合作的政治主張廣泛交換了意見，以求與他們共同推動蔣介石抗日。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倒退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著名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實行兵諫。「西安事變」震驚了全中國、全世界。事變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極度混亂。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楊，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為保全蔣介石的性命，主張和平解決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時，潘漢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連續收到毛澤東關於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事變及向陳立夫提出五項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為此，潘漢年以中共談判代表的身份，在滬寧兩地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周恩來等在西安爭取事變和平解決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變發生不久，張沖受宋子文、宋美齡之托匆匆從南京趕到上海，向潘漢年瞭解事變真相；過後，宋子文又通過宋慶齡，向潘漢年瞭解中共及張學良、楊虎城對事變的態度。對此，潘漢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及張學良、楊虎城歡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見一一向他們作了傳達。接著，潘漢年又根據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從上海抵達南京，與宋氏兄妹進一步落實赴西安談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慮到當時南京政局的動盪，為避免遭到親日派何應欽等人的阻攔及破壞，潘漢年沒有按常規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而改由堯化門小站下車，然後乘車進城住進事先約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漢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陳述了中共中央及張、楊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並建議請與蔣介石、張學良均保持良好關係的澳籍顧問端納陪他們共赴西安。同時，潘漢年又去見了陳立夫，向他轉達了中共中央有關合作抗日的五項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張、楊有關事變的態度後，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齡為談判代表赴西安面見張、楊。此時，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來的艱苦說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蔣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齡，西安方面代表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就周恩來提出的中共和紅軍的六項主張進行談判，最終達成協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協議是達成了，但要蔣介石履行以人格擔保的協議卻非輕而易舉。當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于26日安全抵達南京後，他「履行」協議的第一項措施就是將張學良扣壓起來，接著又派重兵進逼西安，擺出討伐之勢。剛剛出現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間即被濃重的戰爭陰影所籠罩。

　　為緩解西安事變後出現的緊張局勢，維護和平，1937年1月亞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指出：南京的進軍，僅有利於政學系及日本，對民族國家及國民黨則是「極大損害」了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立場上，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馮煥章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並囑潘漢年「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澤東又連電潘漢年，告之周恩來在西安與蔣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體內容，指示潘漢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變化，並要宋子文實踐諾言。②1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再次致電潘漢年，指示他向蔣介石接洽「和平解決後不再發生戰爭」問題。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第355頁。孫哲生即孫科，馮煥章即馮玉祥。
　　②《要蔣、宋實踐在西安所商定之條件》，《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蔣介石具體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發生戰爭》（1937年1月21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當周恩來為維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徹夜不眠，運籌帷幄時，潘漢年為落實蔣介石離開西安時以人格保證的協議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並就撤軍、紅軍駐地、給養、西路軍等問題與國民黨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談判，配合周恩來最終基本解決了西安事變的善後問題。南京停止對西安的軍事進攻，國內和平局面得以最後奠定。

　　考慮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於1937年2月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繼續進行國共兩黨的談判。周恩來的出面，標誌著國共合作已從最初的接洽、聯繫、短兵相接的交鋒，進入了實質性啟動的新階段。在以後歷時7個月的談判工作中，周恩來以一個政治家的傑出才能，掃除重重障礙，促使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實現。

　　在1937年2月後的國共歷次談判中，潘漢年陪同周恩來參加了3月的杭州談判。這次談判在兩黨合作、紅軍改編及經費問題上均取得了一些進展。會議結束後，潘漢年作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問題又與陳立夫、宋子文進行了多次協商談判。至此，潘漢年作為國共談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從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漢年先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談判連絡人及談判代表的身份，與國民黨進行了將近1年的有關兩黨合作的接洽、聯繫與談判。潘漢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時掌握了國民黨方面對合作談判的政治態度，從而制定正確的談判方針。同時，潘漢年又以其既堅持原則，又留有餘地，張弛結合的談判藝術，最終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程，為貫徹黨的團結抗日方針作出了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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