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毛澤東、周恩來有關國共談判給潘漢年的電報摘錄

毛澤東、周恩來有關國共談判給潘漢年的電報摘錄

　　——文廣祖

　　潘漢年作為國共談判的聯絡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這期間，他和中共中央隨時聯繫，並得到中央負責同志及時的指示。這裡，我們展示毛澤東、周恩來給潘漢年的部分電報，從中既可看出中央對潘漢年的談判十分關心，作出具體指示，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如何倚重潘漢年擔當這一重任。

　　（一）毛澤東

　　致電潘漢年：同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判，以期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這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應於接電後7天內回到保安，領受新的方針，再以7天至10天到達南京開始談判。

　　1936年8月25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張學良「繼續保持與南京的統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電西安劉鼎即轉潘漢年，告以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談判代表已到，為了討論整個統一戰線問題及西南問題，請潘漢年動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電潘漢年、葉劍英：張子華①來電稱，陳立夫赴寧數日可回，見了曾養甫，曾約恩來飛赴香港或廣州會談。我們答覆：先停戰，後談判。看其複電如何再說。

　　①張子華，當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副局長。

　　1936年10月10日

　　同張聞天致電潘漢年，強調對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我只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之談判。並指出，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1936年11月22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合作為實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諸君如不能促成蔣氏此種決心，則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在彼方忠實地與明確地承認其參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換抗日番號，劃定抗日防地，服從抗日指揮。在這些上面我們並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面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須要擴充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餘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1936年12月19日

　　致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迅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願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極于國事有利，但聞親日派極力阻礙蔣介石新政策的實施，不執行撤兵命令，企圖重新挑起內戰，將給民族國家以極大損害。「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之立場上，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馮煥章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蓋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應團結起來，制裁親日派之禍國陰謀。望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並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楊以寬大，以安其心。」但堅決要求蔣同意下列各點：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陝南駐紮；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為使紅軍幹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要求蔣親筆答覆周恩來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來聯名複電潘漢年，要求蔣介石：第一，「給我們以親筆信，信內說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則指定駐地與允許按月發給經費」。第二，同意紅軍一部駐在陝南柞水、鎮安、旬陽、安康、漢陰、紫陽、石泉、鎮巴等八縣（這八縣原來大部是蘇區），紅軍主力則駐慶陽、合水、正甯、寧縣、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縣、甘泉、膚施、清澗、宜川、瓦窯堡、安邊、豫旺等縣鎮。複電要潘漢年向蔣介石說明下列觀點：「我們是革命政黨，自己確定的政策決不動搖。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團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後許多事情均願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當與蔣一道堅決反對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來聯名複電潘漢年，指出：「（甲）楊、于、孫通電就新職，並準備取消臨時組織，已表示服從中央，目前只須蔣先生處以寬大，在陝、甘不駐多兵，優待漢卿①顯示愛護兩部，釋其疑慮，即可徹底和平解決，我們當以全力斡旋，務底于成。（乙）為要說服紅軍將領起見，如無蔣先生手書甚為困難。因多年對立，一且釋嫌，此簡單表示在蔣先生為昭示大信，在紅軍即全釋疑慮。且此書即經兄手聲明乘機直飛西安面交恩來，當絕對保守秘密，如有洩露由我方負全責。陝南駐軍一部，實為事實所限，務請蔣允諾。（丙）已命西路軍在甘、肅附近停止兩天，請蔣速令馬軍讓出甘、肅二州，即可停止東進。」

　　①漢卿即張學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恩來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發討伐電訊，引起張、楊兩部及西安學生異常憤激，特別東北軍方面更憤，認中央無誠意，抗戰論又高揚，使我們陷入困難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論調；第二，前線中央軍不作引起憤激之動作；第三，對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讓步；第四，請蔣示意閻百川出面調停，最好閻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電潘漢年，指出：恩來用全力斡旋，結果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何柱國諸人已完全同意服從中央，但東北軍大多數師團幹部堅決要求張學良回西安一行，與東北軍幹部見一面，訓話一次，即行撤兵，否則要打。我意蔣介石不妨讓張來陝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決此問題。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來聯名複電潘漢年：「為堅決贊助蔣先生方針和平解決西北問題，並永遠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起見，我們決定放棄陝南駐兵的要求，將徐海東部第一步由商縣撤至禮泉，第二部撤至正寧、慶陽，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開始由商縣撤退，以便在中央軍進駐西安之前，通過西安、咸陽線，惟須在陝北或寧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電潘漢年：「前線已開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實現。」「紅軍在商縣以東者早已開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開始撤退，約7天可通過咸陽，在三原者本日開始向指定地點移動。」「但蔣對東北軍、十七路軍撫慰政策必須堅持不變。」「望你同張沖兄在五天至七天內飛來延安一行，商決各種合作問題。」

　　1937年2月4日

　　致電潘漢年：「聞法院對沈鈞儒等起訴將判罪，南京又有通緝陶行知事，愛國刊物時遭封禁，我方從上海所購之書被西安政訓處扣留，南京令華北特務機關密捕我黨黨員。以上各事完全違反民意，違反兩黨團結對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陳、張①諸君提出嚴正抗議，並要求迅即具體解決。」

　　①陳、張，指陳立夫，張沖。

　　1937年4月11日

　　同張聞天複電潘漢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關鍵是在擴大群眾的民主運動，各方面發動修改國民大會選舉法，要求開放黨禁，實現民主權利，以推動南京政府逐漸向左。」「對外間各種謠言與懷疑，應站在堅定的立場與之鬥爭，或向其解釋，對極左的傾向決不能有任何讓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來致電潘漢年，通報延安與南京間電臺已接通，南京來電催周恩來再去談判，中共中央已複電，告以須待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宣言擬好和得蔣介石複電（已電告蔣，總的指揮機關及主持人選仍須照定）後，周恩來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來

　　致電潘漢年轉蔣介石：我們在西安已盡最大努力，東北軍多數幹部痛于張學良不能回陝見面，決不先撤兵。務請以手書告東北軍將領保證撤兵後給張恢復公職，發表名義許以出席三中全會，並許張來陝訓話，以安東北軍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電潘漢年，要潘恢復同鄧文儀的聯繫。並告潘，原黃埔軍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黃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電潘漢年，目前對東北軍工作方針應是團結整個東北軍，反對分裂，反對裁編。

　　1937年5月16日

　　與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要潘立即通過「七君子」的家屬和律師同「七君子」磋商，設法與CC方面出面調解的人談判，以「不判罪只到廬山談話則為上策，只判輕罪而宣告滿期釋放此為中策，釋放而請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為下策。」7月底，國民政府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1937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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