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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與上海左翼文化運動(2)


  潘漢年堅守的一條辦刊原則是:「不計毀譽,憑著要出版的精神,始終如一的幹下去。」「憑著自己的良心,說自己要說的話。」①他認為每個刊物必須有獨立個性,「只憑讀者的喜歡與否來繩准內容,就要商業化了。」因此,在主編《十字街頭》時,他提倡一種「街頭哲學」,即採用街頭搜集來的材料,通過自己的道德準則—一作出評判。潘漢年把自己標榜為「新流氓主義」,並解釋道:「新流氓」應有的精神是「好管閒事」。「只要是社會上的一切變化,與我們都有影響,我們都應當問信。」②從這裡,我們能夠領略到潘漢年身上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①《潘漢年雜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9頁。
  ②《犧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97頁。

  《幻洲》半月刊從創刊至1927年2月,每期《十字街頭》總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潘漢年用不同化名寫就的,共發表近40篇雜文小品,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反響。就連遠在廈門大學執教的魯迅先生也注意到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及《幻洲》是當時最風行的刊物。本著「好管閒事」的精神,潘漢年寫下了《山東大學行跪拜禮》、《又是投壺》、《仍恐有傷風化》、《電話局長的禮教》、《極刑問題》等文。在《愛國的先生們到哪裡去了》一文中,潘漢年譴責那些口口聲聲高喊外抗強權、愛國保家的國家主義者,面對租界當局在租華交界處設置電網、不准華人通行所表現出的沉默,尖刻地嘲諷與斷言:「擁護國旗紅黃藍白黑,正是保家又愛國!青天白日滿地紅,亡國又滅種!①這些文章大都切中時弊,鋒芒直指軍閥政府、國家主義派、維護封建文化的復古派。

  ①《潘漢年雜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轉眼到了1927年,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取得了節節勝利,打垮了軍閥吳佩孚、孫傳芳,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擴展到長江流域。潘漢年突然收到一封來自北伐前線南昌的信函。原來,是創造社前輩、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副秘書長李一氓邀請潘漢年前去南昌政治部主編《革命軍日報》。征得黨組織同意後,是年2月,潘漢年走出「十字街頭」(《幻洲》因之而停刊),趕赴南昌,換上戎裝,英氣勃勃地投入工作。為適應軍隊宣傳鼓動的需要,潘漢年努力將報紙辦得嚴肅而不失生氣,以通俗樸實的文字鼓勵軍營官兵團結一致打倒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

  4月中旬,潘漢年奉命回到上海。在三德裡,分別兩個月的「小夥計」們沉浸於重逢的喜悅中。豈料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勾結上海幫會流氓,在買辦資產階級的支持和帝國主義策動下,發動了「四一二」政變,無數工人、學生和市民慘死在槍彈下,寶山路三德裡一帶血流成河。潘漢年親眼目睹大屠殺的慘狀,悲憤交集。鑒於蔣介石在上海舉行大規模「清党」,潘漢年遵照上級黨的指示,輾轉於武漢、九江等地,於7月底重返上海。

  國民革命的勝利成果毀於一旦,潘漢年的心情是複雜而痛楚的。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深深憂患,很快化為拿起筆桿作刀槍,不屈不撓繼續戰鬥的精神力量。潘漢年找到老搭檔葉靈鳳,決定重振旗鼓,恢復出版《幻洲》半月刊。他們把編輯部從籠罩著「四一二」大屠殺陰影的三德裡遷到霞飛路一家皮鞋店樓上。臨街的屋子,終日充斥著馬路上有軌電車、汽車等嘈雜聲,潘漢年給書齋取了個雅號名曰「聽車樓」,並以「聽車樓隨筆」為題,在《十字街頭》上撰寫了多篇筆鋒犀利、矛頭對準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雜文:《汪先生悔不當初》、《禁止白話文與切切毋違此令》、《普天共慶》、《釋國家主義者的新口號》、《血淋淋的頭》、《又多了一種黨間》、《南京事件》。《愛國先生的真革命》等。

  在國民黨右派一片「清黨」聲中,潘漢年的諷刺詩《元旦書紅》刊登在《幻洲》上:「元旦書紅,萬事亨通。刀下頭落,革命成功。升官發財,有吃有用。委員老爺,革命光榮。汽車馬車,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實同志,納賄從容。上拍下吹,官運走紅。赤化暴徒,決不留種。殺盡青年,清党反共……」①詩刺痛了國民黨政府,《幻洲》被政府以「宣傳反動」的罪名查禁。《幻洲》剛被查封,潘漢年即以專為青年說話的週刊《戰線》取而代之。這充分展示了潘漢年機智頑強、靈活善變的戰鬥個性。他在《戰線》的開場白中寫下了一段肺腑之言:「我們甘願頂著反動的罪名跑上戰線去衝鋒,不能日視敵人猖狂而退縮,我們甘願犧牲在權威的槍炮之下,不能為了個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順的奴才。」②

  ①《犧牲者》,花城出版社出版,第313頁。
  ②《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9年第8期,第24頁。

  這一時期,潘漢年的小說創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後發表有十餘篇短篇小說及一部長篇《犧牲者》(未完成),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離婚》,後期部分作品刊登于他和葉靈鳳1928年初共同創辦主編的《現代小說》月刊上。該刊創刊時偏重於反映愛情生活為主題的文藝作品,在革命文學口號的影響下,辦刊方針轉變為站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立場上,倡導「普羅文學」,增辟了文藝思想理論批評的欄目。潘漢年的代表作《渾沌中》、《白皮鞋》、《法律與麵包》、《浮屍》等,都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和時代氣息,從內容到形式無不打上革命文學的烙印。在小說《例外》中,潘漢年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革命者的堅定信念:「在這個不合理的社會,沒有我們革命者現實的幸福,我們的生活只是熱烈的鬥爭,我們的命運只是流血的犧牲,我們的目的是要為全人類創造未來的光明自由社會的實現。」①

  ①《犧牲者》,第112頁,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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