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與上海左翼文化運動(3)

潘漢年與上海左翼文化運動(3)

　　三、党的第一任文委書記

　　——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組織者

　　從1928年起，潘漢年以其出眾的才華在後期創造社中脫穎而出，但潘漢年辦事的機敏、幹練，特別是廣泛的社會活動能力更引起黨組織的重視和讚賞。還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期間，性情溫厚、開朗、善於交際的潘漢年結識了一批文化、新聞、出版界的進步朋友，他們中不少人相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為加強對文化界黨組織的統一領導，開闢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由宣傳部長李富春找潘漢年談話，佈置了任務。同年夏，潘漢年根據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指示，把上海各文化團體及有關單位的中共黨員集結起來，組成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江蘇省委指定潘漢年為書記。同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仍由潘漢年任書記。1929年6月至7月間，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年僅23歲的潘漢年被任命為黨的第一任文委書記。至此，他的主要精力轉向領導文化界黨組織的工作。

　　潘漢年走馬上任後的第一項艱巨工作，就是解決了持續一年有餘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爭論的雙方，一方是太陽社、創造社，一方是魯迅。在爭論中，太陽社、創造社把魯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學作家當作革命文學發展的障礙加以批評，宣佈阿Q時代過去了，魯迅思想已過時。論爭初期，身為創造社成員的潘漢年也盲目地參與了對魯迅的批判。1929年秋，論爭才引起黨中央的注意，周恩來、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負責人對論爭的起因和過程作了分析研究，確認這是一場發生在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爭論，雙方在堅持革命文學的方向上並無原則分歧，批評了創造社、太陽社成員所犯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錯誤，要求黨員作家首先停止對魯迅的批判，結束論爭，爭取把一切進步文藝力量團結在党的周圍，共同對敵。

　　潘漢年考慮到論爭給雙方在感情上造成較大的隔膜，要消除彼此間的對立，必須從扭轉創造社、太陽社黨員的思想入手。潘漢年在與創造社黨小組成員陽翰笙商量後，主持召開了由馮雪峰、夏衍、柔石、馮乃超、李初梨、錢杏邨等參加的黨員會議。通過這次會議，創造社、太陽社成員基本取得了共識：文化界必須在党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統一行動。

　　作為文委書記的潘漢年，此時一面對太陽社、創造社黨員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一面在《現代小說》上發表了《文藝通信——普羅文學題材問題》一文。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就論爭的焦點問題重新進行辯證的、客觀的理性思考，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潘漢年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把普羅文學限制於僅僅描寫普羅生活，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誤解。無產階級以其獨立的不同於其他階級的觀念形態，產生了本階級的藝術。區別什麼是普羅文學，應當看他創作的立場是否從無產階級的觀念形態出發，而不是用創作的題材是否寫無產階級生活為標準。

　　潘漢年認為：「現在中國所有壓迫、束縛、侵略、阻礙無產階級利益的對象，都是我們普羅文學的題材。」①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無論工人題材，還是地主、資產階級、小市民、農民的生活都能寫。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只有寫無產階級本身生活，才是無產階級文學的觀點。當然，潘漢年也承認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的生活是普羅文學的極好題材，但這決非坐在家裡憑空想像可以寫成的，唯有親身觀察體驗普羅生活，奮勇地參加普羅鬥爭實踐，方能創作出真正意義上的普羅文學作品。潘漢年對上海左翼作家所處的生存空間和社會環境十分熟悉，他進一步提出：「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無產階級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至於是不是無產階級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無產階級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無產階級來決定。」②在這篇文章中，潘漢年闡明了普羅文學的劃分標準、題材範圍，這是他從理論上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所作的初步探索。

　　①《現代小說》第3卷第1期。
　　②《現代小說》第38第1期。

　　不久，潘漢年又撰寫了《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一文，要求從事左翼革命文學的同志通過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思想上的障礙，鞏固我們的陣線，整齊我們的步伐，以利於左翼文學運動健康發展。文章指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最能夠接受正確的客觀批判，同時，他一定又是自己陣營內檢討工作，堅決執行自我批判的人，毫無彼與此個人情感意氣的虛掩。」①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自我批判的目的與手段，絕不允許從個人利害關係或私人感情出發，用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態度去攻擊別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發展到現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夠的。「為了要把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普遍化，為了要確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理論，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與生活的錯誤，為了要指導一般青年讀者怎樣去理解作品，我們應當馬上開始中國普羅文學運動的自我批判。」②這樣才能糾正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自負的態度和不正確的傾向。

　　①《拓荒者》第1卷第2期。
　　②《拓荒者》第1卷第2期。

　　潘漢年的兩篇文章對歷時年餘且近白熱化的論爭得以逐步平息起了決定性作用。論爭雙方開始正視、認識共同關心的焦點問題，分清了文化戰線上真正的敵友，在攜手並進中加深了理解與溝通。最終使這場「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羅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①

　　①《魯迅雜感選集》序言，轉引自《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上海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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