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從三德裡開始的友誼

從三德裡開始的友誼

　　【從三德裡開始的友誼① 】

　　——樓適夷

　　①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上海閘北寶山路，有一條弄堂叫三德裡，不知現在還在不在，那是在青年時代很值得紀念的地方。是五卅運動大浪潮過後不久吧，我們幾個年輕的朋友自己業餘經營的一個小圖書館——上海通信圖書館，辦得越來越興旺，借的一家小煙紙店樓上的房子，再不夠我們回旋了，於是找到了這三德裡的房子。」整幢我們租不起，與「中國世界語學會」（也是一個窮團體）合夥，租了那兒A16號的小樓。過了不久，「創造社」依靠讀者5塊錢一股的資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有個門市兼編輯處，住進A11號，成了鄰居。郭沫若去廣東前經常來，記得郁達夫在上海獨身時，還在樓上住過。相去不遠是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文化氣氛很濃。不過現在記憶的是那兒的一群「小夥計」。別說小字輩，倒是當時和後來成為文藝界名人的。周全平算個小頭目，數得起名字的，有柯仲平、葉靈鳳和潘漢年等等。

　　我們在業餘與假日，都得上圖書館於義務勞動。而對出版部又都是5元錢的股東身份，就因常常到A11號去玩兒，跟「小夥計」結了不解之緣，他們也常上圖書館來幫忙。這些人個個都是小作家，寫文章、辦刊物，各有特色，又都愛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學，無所不談。年輕愛玩兒，無所忌諱，有時也言不及義，相處得非常愉快二真不愧為「風華正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氣概。漢年和葉靈鳳合夥，兩個人辦了一個小小的半月刊，叫《幻洲》。那是取的沙漠中一塊小小綠洲的意思。這《幻洲》作為文學刊物有個特點，分為上下兩部，上部叫《象牙之塔》，是由葉靈鳳負責的。葉靈鳳既寫小說，又畫琵亞詞勒式的畫，有時穿著三友實業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藍雪花紋的大褂，外加上紅雪花紋的馬甲，真像冒充的王爾德，見了叫人嚇一跳。

　　潘漢年擔任的是刊物的下部，叫做《十字街頭》，專登雜文，有時半本刊物幾乎是他一個人包辦，化了許多名，什麼亞靈，潑皮，水番三郎等等，擅長嬉笑怒駡，什麼胡適，吳稚暉，獅子狗曾左李之流，沒少挨他的罵。他的「新流氓主義」就是在那兒提出來的。有時罵得走火，胡說八道，說什麼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罵出來了。但大家還是愛看。因為他的有些文章，都是我們大家聊天聊出來的。言以見志，比方參加聊天的小頭目周全平，就說過：「無論討好反動派的胡適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陳獨秀，他們都是一路貨，想當官而已，不過胡適之想當現在的官，陳獨秀想當將來的官……。」有時，大家聽了氣憤不過，幾乎要飽以老拳。過了幾年，果然這個不想當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筆他所經手的革命經費，逃之夭夭了。至於這個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小潘，可想不到後來變成了一個黨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小夥計」們有幾位坐過一回牢。孫傳芳封了門市部，把他們帶走，幸而當淞滬督辦的是學者丁文江，有誰走他後門，放出來了。等到來了蔣介石，出了「四一二」事變，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為江南書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圖書館則依然存在，關了一陣門，又開張了，直到1929年給封門，捕人，沒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入的黨，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還在公開活動，依然和葉靈鳳一起，辦了一個文藝刊物《現代小說》，寫他的小說，住在法租界霞飛路（現淮海中路）的所謂「聽車樓」上，一方面卻成了地下工作者。魯迅先生剛從廣州到上海，互濟會由王弼出面請先生吃飯，小潘也在場。這一次魯迅與他談得很親切。1929年醞釀成立「左聯」，就是他和馮雪峰、馮乃超去請先生出來掛帥的。1930年「左聯」成立，有先生的講話，也有潘漢年代表党的講話。前者有馮雪峰的記錄，可惜後者沒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離開上海兩年多之後回來時，漢年已是一個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沒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時會仍然碰到，笑笑，點點頭，三言兩語。如果是在馬路上，則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幹什麼。總之，是很機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對某人的行動有點懷疑，對雪峰反映了。雪峰說：「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務交給他的。」我就不管了。

　　這麼個小潘，有時見到，知道還在上海，有時許久見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麼遙遠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外交部，派一個姓潘的叫潘什麼同志作代表去談判。我才知道這潘什麼原來就是小潘。

　　後來，我在南京，和漢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幾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見客了，回來偷偷告訴我：「你猜來的是誰？是漢年，他是從延安來的，來談判。」過不幾天，梓年背著行李走了，給我和一起的幾位同志來一封信說：「形勢很好，你們大家也快出來了。」

　　盧溝橋事變之後，我從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個來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黨，告訴我辦事處的地址說：「你自己去好了，那兒有熟人。」我就去了，見我的是小潘。他問了我還留在那隔離世界的人們，—一把名字記下。我提出要知道些當前的形勢、任務和方針。他給我看一個文件，紅油墨印的《中國工農紅軍將士為蘆溝橋事變告民眾書》。我一看就發愣，他說：「現在就是這樣，你一時不瞭解，慢慢看一陣，休息休息，把身體養好再說。」這樣，我們又分手了。至於那個文件，後來不見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兒。

　　過了一個月，「八一三」的炮聲響了，我在家裡呆不住，便又棄家出走，在大後方兜了個大圈子，後來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訴我，他要找黨。後來約定在德輔道一家小咖啡館裡會面。結果來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後，我無論在上海，在根據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見過小潘。上海已經變成孤島了，敵寇環伺，漫天恐怖，但卻又在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獺絨帽子壓住了眉毛，高級大衣豎起了獺絨領，挺闊氣，坐在一輛三輪車上，招搖過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嚇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卻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驚鴻掠影，過去了。後來在新四軍那兒，沒瞧見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寢室裡，掛著一張小小的單條，上邊是秀美的書法，寫著一首詩（詩句忘了），是漢年過蘇北去延安時留下的手筆。總之，他好像總是在滿中國，甚至在國外跑來跑去。有人說他這個人是神出鬼沒的。

　　直到全國解放，我從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這會兒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沒事找他幹啥。周而複同志說：「那有什麼關係，他就住在這大廈裡。」帶我到他房間裡，他依然嬉皮笑臉的，同過去一樣，和30年代某些個別老朋友不同，臉上未添官氣。當然，崗位不同，工作沒聯繫，相忘於江湖，以後見面少了。

　　晴天一聲霹靂，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據說是個「大壞人」，本來應該槍斃，但是寬大了，沒斃！怎樣反法？如何壞法？沒公佈，不知道，但二話不說，應該相信，就相信了。從此虛無縹緲，不知到哪裡去了。不應問，也不敢問。20多年過去了，不見的朋友，又一個個出來了，最後挨到小潘，小潘也沒事了。然而人呢，人沒槍斃，卻在不知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死了！正如丁玲來京時，和我談起雪峰，忽然發出愚問：「雪峰這傢伙，為什麼要死呢？」我也要發同樣的愚問了：「小潘，小潘，幹麼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歷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卻能在我有生之年，見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這當然應當歸功於活得久的好處，但更重要的是感謝我們的黨，我要更熱、更熱地熱愛黨。

　　1982年8月30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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