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在反對文化「圍剿」的鬥爭中

潘漢年在反對文化「圍剿」的鬥爭中

　　——吳黎平

　　①本文原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漢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當時，他在領導文化工作委員會，團結廣大進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對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7月，我遵照黨的指示，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當時，中央的秘密機關設在上海，宣傳部長是李立三同志。我的工作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主編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刊物《環球》；一方面作為中央宣傳部的代表參加党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的領導。

　　大革命失敗後，國內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工作同志聚集在上海。在革命文化界，一度存在著不同團體和派別，未能形成統一的組織和領導核心。當時，在這些進步的文化團體和派別之間，曾發生過激烈的論爭。這場論爭雖然有某種原則意義，但其中也確實包含一些狹隘的情緒和偏見。這不利於革命文化工作者團結一致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為了加強對於革命文化運動的領導，黨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當時，潘漢年同志是文委書記，負責組織領導。

　　我在潘漢年同志家裡同他接上了頭。那時，潘漢年同志夫婦倆住在上海新閘路的一間廂房裡。我們的初次談話很自然，完全沒有陌生的感覺。他向我介紹了革命文化界的狀況，分析了國民黨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形勢。我覺得他的談話是客觀的，深刻的，抱有革命信心的。

　　當時，文委每週或隔周開會，會議地點不定，經常是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店裡，大家裝作喝咖啡閒聊天的樣子，作為掩護。遇到有重要的事情時，則到潘漢年同志家裡開會。通常參加會議的有文委成員朱鏡我、楊賢江、李一氓、王學文、李初梨、彭康、馮乃超、彭芮生、林伯修等人。文委討論文學問題時，也請夏衍同志參加。

　　潘漢年同志在領導文委工作中，是公正的。當時革命文化界裡面各種意見很多，特別是「創造社」的某些同志和魯迅先生不和諧，有些成見。潘漢年同志能夠超脫門戶之見，和魯迅先生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並對原「創造社」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團結工作。潘漢年同志善於在惡劣的環境中開展工作。他機智靈活，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來往自如，從容不迫，同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建立了各種聯繫，為進行黨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他對黨的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整天總是在東跑西忙。潘漢年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很少考慮個人安危，總是那麼樂觀。記得有一次，我們談起上海的街道上帝國主義巡捕、國民黨特務到處游竄，潘漢年同志輕蔑地說：那群傢伙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不怕他們，總是有辦法的。

　　大約是在1929年11月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我向潘漢年同志談了對於革命文化運動的三點意見：一是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部不要鬧這個派那個派，爭個不休；二是我們要尊重魯迅先生，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三是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社團，統一和加強党對革命文化運動各個方面的領導。潘漢年同志很同意這些意見，表示自己也有這些想法。我們交換了對於工作的一些具體設想。隨後，文委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這些問題。潘漢年同志在會上。向大家傳達了成立「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意見，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對於魯迅先生的批評，他還主動做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給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樣。會後，我和潘漢年同志約定一起去拜訪魯迅先生。

　　當時，魯迅先生家住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個弄堂裡，常到北四川路的一家日本人開的內山書店看書和約人談話。我們和魯迅先生約好在內山書店見面。不久，我們按約定時間來到內山書店，見到了魯迅先生。在一間僻靜的房間裡，我們和魯迅先生談起了對於文學界現狀的估計和党對左翼文化運動的意見，希望文化界同志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請魯迅先生在組織進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導。魯迅先生完全贊成我們的意見，對攻擊過他的同志表示諒解，認為他們心是好的，只是態度不對，並同意用「左翼作家聯盟」作為組織的名稱。我們提議開一個會，專門把成立「左聯」的事情講一講，邀請魯迅先生出席講話。他十分高興地接受了邀請。

　　大約是1930年1月底，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靠近外灘路口的一座紅房子的二樓，文委召開了「左聯」的一次籌備會，大約有二三十人參加，是一個茶話會的形式，由潘漢年同志主持。魯迅先生到會講了話，大意是要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對敵，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為推進我國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藝而努力奮鬥。會上我也作了發言，一是說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左翼文藝團體應當聯合起來與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當時蘇區紅軍武裝鬥爭的發展形勢很好，我們革命文藝界也應當放棄過去的論爭，廣泛地團結起來，創造中國革命文化鬥爭的新形勢。二是說在這個鬥爭中，大家要擁護魯迅先生，把魯迅先生作為我們革命文化運動的旗幟，向敵人進行鬥爭。這次會議上，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統一了各方面的思想。在籌建「左聯」的過程中，大量的組織工作是潘漢年同志承擔的。他對上海文藝界情況熟悉，交遊廣泛，活動能力又強，聯絡了許多進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朱鏡我、楊賢江、彭康、李一氓、馮乃超等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

　　這次籌備會開過不久，我由於受到王明的誣陷打擊，被撤了職，離開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沒有能夠參加「左聯」成立大會。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我和左權、陳啟科等同志就對王明的宗派主義行為十分反感，曾不斷有過鬥爭。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書，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羅織罪名，把我撤職。並佈置在文委系統內對我進行批判。漢年同志對於王明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並不贊同，更反對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批判會」上，他實事求是，敢於仗義執言。

　　我被撤職離開文委後，在地下支部「鍛煉」期間，儘管經常要在晚間外出貼標語、撒傳單，但我總是關心著漢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況。1930年3月2日，「左聯」在上海竇樂安路的中華藝術大學的教室裡召開了成立大會，漢年同志擔任了「左聯」黨團書記。聽到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是革命文化運動的發展和潘漢年同志等戰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的同時，也經常撰寫一些文章，在文委和「左聯」的刊物和書店發表、出版，作為對革命文化運動，對潘漢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種支持和擁護。以後，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獄，和漢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沒有什麼聯繫了。

　　1932年，我被黨營救出獄，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漢年同志也從上海調來蘇區中央局工作，我們又見了面，久別重逢，十分親切，不禁回憶起在文委期間一起工作戰鬥的情形。同年11月間，國民黨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派人來蘇區和我黨聯絡共同反蔣抗日。潘漢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軍來人接洽，隨後又作為我黨的代表到福州進行談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於當時在黨內居統治地位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阻礙，紅軍未能採取積極有力的行動配合十九路軍，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敗了。我們紅軍的情況，也就更為危險了。

　　1934年10月，我們一起隨中央紅軍長征，潘漢年同志在總政治部宣傳部工作，我任一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在工作上來往就不很多了。遵義會議後，他被黨中央派出國向共產國際彙報情況。從這時起到解放戰爭，我們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

　　全國解放初，我們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時，他是上海市副市長，我是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當時，我黨剛進入大城市，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沒有坐下來閒談敘舊的時間。我總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才去登門找他，往往又顧不得多談，潘漢年同志每次都是積極幫助設法解決。我們雖然分別多年，但仍保持著以往的友好關係。

　　我和潘漢年同志最後一次見面是1955年。這時我在北京工作，他從上海來，在中南海遇到了，沒有來得及多談。沒想到不久就傳來了潘漢年是「反革命」，被逮捕了的說法，使我大吃一驚。我講不出更多的根據，但總感覺這事情來得太突然，太不可想像，難以理解。大約這是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緣故吧。確實的，多少年來，我心目中的潘漢年，還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戰鬥時的那個生氣勃勃的「小開」，總是蒙不上一絲一毫「內奸」的影子。不論經過了多少歲月的磨洗，不論在何種場合，每當回憶到30年代的鬥爭，回憶到文委、「左聯」，我總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漢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莊嚴的工作。

　　而現在，20多年的沉冤終於大白了，我心中激動不已，不可想像的，終於可以想像了，難以理解的，終於能夠理解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給人民留下的真相，是不會被幾句誣陷不實之詞所掩蓋和湮沒的呵！

　　198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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