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黨人魂——記潘漢年(5)

黨人魂——記潘漢年(5)

　　潘漢年利用「八辦」半公開的合法身份，負責領導上層的統戰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海抗敵後援會、各界救亡協會、國難教育社、難民救濟協會等。當時群眾團體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成立，光與黨有關係的婦女團體就有22個。「八辦」在這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成績很大。此外，潘漢年還通過郭沫若、鄒韜奮、夏衍等團結了一批記者、作家，辦了《救亡日報》、《抗戰》等報刊。

　　在抗戰初期，上海的鬥爭紛繁複雜，潘漢年夜以繼日地工作，他隱蔽在群眾中，只在一定場合露面，所以敵人也摸不著他的行動規律。「八辦」建立的電臺，是同黨中央取得緊密聯絡的非常重要的渠道，這對上海及整個淪陷區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漢年善於組織情報網，雖身處四面被圍的「孤島」上，也能夠知道各方面的動態，採取靈活的對付方法四面出擊。如國民黨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敵當了漢奸，混在人民群眾團體中進行破壞工作，我們都能及時發現，保衛了我們的組織，防止漢奸的破壞。

　　1937年12月間，潘漢年同夏衍一起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從事文化與情報活動，同時安排宋慶齡、何香凝和救國會、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離滬到香港或大後方去（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又是潘漢年派幹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亞子、鄒韜奮、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離）。在武漢淪陷之前，他又趕到那裡向周恩來同志彙報工作。

　　1938年9月，潘漢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會部分管情報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敵佔區的工作問題，還常到中央黨校和社會部情報訓練部講課。

　　在延安期間，潘漢年與董慧相識。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來延安進抗大，是位熱血青年。潘漢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護理，終於相愛。1939年，兩人結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親辦的道亨銀行當職員的公開身份從事革命工作，成為潘漢年最貼身的助手之一。她傳遞情報，籌措、保存活動經費，工作極為出色。由於她的社會地位，為其來往港滬之間從容工作提供了便利。于伶同志的下述回憶可以使我們想見當年他倆的工作配合是多麼默契：「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園劇場約我到『蓋世宮』（今淮海大樓樓下當時的小咖啡館）見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間，他（指潘漢年）和劉曉同志來。談了以後，又換了更安全的地方，約了更多的負責同志商議了各種妥善對策與措施。」

　　潘漢年的情報據點主要放在香港與上海。他則僕僕風塵不時來往於港滬之間。1939年秋，汪偽粉墨登場，敵我友三方的關係更加複雜。他仍能從敵人內部及時地搞到精確的情報，迅速通知江蘇省委，鬥爭藝術令人嘆服。關於潘漢年與江蘇省委的聯繫方式，于伶同志向我們提供了他自己的經歷：「某晚，劇社女演員藍蘭到璿宮劇院，向我耳語：接到小開電話，約我到『DDS』咖啡館見面。他（潘）說：報上有上海劇藝社的演出廣告，這是黨未遭大破壞，你未被波及的信號。給了我密件，只說往上交。我托文委書記孫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後他每次潛來，先要我上交信件，通過我與省委書記劉曉、宣傳部長沙文漢、八路軍辦事處劉少文同志等約時約地見面。」

　　潘漢年既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又善於巧妙地利用敵人的矛盾，使他能克服難以想像的困難，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1941年「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部分領導人饒漱石、曾山、譚啟龍、李一氓等輾轉來滬，之後，由潘漢年親自佈置交通聯絡站，把他們安全送回根據地。

　　1943年，潘漢年參加淮南根據地的整風，竭盡所能保護了受到冤屈的新四軍第三師政治部保衛部部長揚帆（即殷揚）。後來揚帆寫詩贈潘漢年，對潘「殷勤慰我鐵窗前」極為感激。在新四軍機關所在地黃花塘，饒漱石誣陷陳毅和潘漢年，甚至把陳毅擠走，對此，潘漢年是作過鬥爭的。1944年底潘漢年赴延安參加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前夕，有不少幹部聯名起草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表示對饒漱石不滿，請陳毅回華中，托潘漢年將這一報告送到中央。啟程之前，潘漢年給上海情報部門負責人張唯一寫了長信，傳達了組織決定：上海的情報工作暫由劉長勝領導，重申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對主要幹部作了安排。

　　作為「七大」代表，潘漢年在大會期間對白區工作提了許多重要意見。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又迅速趕到香港，在港、澳、滬之間展開情報與統一戰線工作。

　　天亮前後履險如夷

　　1946年初，正是和戰未決之時，潘漢年又到上海從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護下不時到「周公館」傳遞情報，請示工作。當年在「周公館」工作的同志如許滌新等人後來回憶與潘漢年的接觸，還大為讚歎：「潘漢年的消息實在靈通！」

　　內戰全面爆發後，中共代表團撤回解放區，潘漢年也去了香港，從事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情報機構，則繼續發揮巨大的作用。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潘漢年叱吒風雲，大展宏圖，在解放戰爭後期貢獻更為突出。這個時期，他大部分時間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負責人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沙文漢、張執一等同志則輪流去香港開會或辦訓練班，同潘漢年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潘漢年在香港沒有固定的公開機關，他的「輪流辦公室」設在香港各種酒家和咖啡館內，與各方人士談話、接頭就是在這些地方。

　　1947年，李濟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農工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人也在香港進行組織活動。潘漢年在各民主黨派中間耐心細緻的工作和「肝膽相照」的風采，深得愛國民主人士的讚賞。1948年底，根據中央指示，他不顧改方特務的破壞與港英當局的森嚴戒備，排除萬難，精心組織，分批將350余名民主人士從海路安全送抵東北解放區。這項工作難度之大局外人很難想像，而潘漢年組織工作的周密穩妥，在當時就獲得高度讚譽。

　　其時潘漢年的工作千頭萬緒，但他都能從容應付。當時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的主要負責人先後到香港與潘漢年聯絡，在潘漢年的部署下起義，使這兩個系統的檔案和美援物資完整地交我方接收。中國、中央民航兩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員工率領了二十架飛機起義，也是潘漢年組織策動的。再如南京市委策動的俞勃駕機起義，也是由潘漢年通知他領導的上海秘密電臺負責人劉人壽，請他與中央聯繫，確定降落地點與信號。最後，這架B24大型轟炸機安全降落在石家莊，對渙散國民黨的軍心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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