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黨人魂——記潘漢年(6)

黨人魂——記潘漢年(6)

　　對香港的文化宣傳工作，潘漢年更是駕輕就熟。他廣泛聯繫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劇演員。如為東江遊擊隊添置冬衣，他通過關係請馬連良、張君秋義演，又發動工商界推銷票子，籌到了一筆款項。他支持夏衍同志領導香港文化工作、辦《華商報》，還為香港《文匯報》的創刊、發展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如編輯人才、經費、發行等，難怪有人說潘漢年是香港《文匯報》的真正創辦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電召潘漢年北上，他和夏衍、許滌新等在參加慶祝南京解放酒會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東方號」輪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先後接見了他。周恩來對他說：「上海即將解放，中央決定派陳毅去當市長，你要當好陳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後，潘漢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長、市人民政府黨組書記、上海市軍管會秘書長。由於他對上海的情況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時，得以克服許多困難，順利地完成接管任務並立刻投入恢復生產、建設新上海的戰鬥。

　　那時，潘漢年還兼任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部長由陳毅兼任）、上海市委統戰部長。陳毅很懂得統戰工作的重要性，他認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復上海的生產，解決工人的失業問題，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必須取得工商業者的合作，按《共同綱領》辦事。潘漢年在陳市長的領導之下努力做好各項工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做得特別出色，致使不少挾資跑到香港的資本家回上海開辦企業為恢復國民經濟效力，如劉鴻生先生就是這樣重返上海的。劉靖基先生的回憶可以讓我們看到潘漢年工作作風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劉靖基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在座的工商業者有榮毅仁、盛丕華等人，當時劉靖基有些緊張，但潘漢年「穿著便衣，講著上海話，談笑風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緊張情緒煙消雲散。可見政策對頭、工作細緻，會產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時，投機倒把、販賣銀元、搗亂金融的現象十分嚴重，潘漢年力主堅決取締，使市場很快恢復正常。在他推動下，把上海原有的16.3萬家商號按行業整理，改組為200多個同業公會，並安排上海工商界中愛國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擔任各種職務，使之各得其所，領導各行各業恢復生產、繁榮商業。此外，在解決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問題和處理勞資關係方面，潘漢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斷又嚴密，充分證明他既是破壞舊世界的鬥士，也是建設新世界的行家。

　　建國之初，上海百廢待舉，情況十分複雜，鬥爭尤為劇烈，要在這樣的大舞臺上指揮若定，履險如夷，需要過人的精力，傑出的才華，更需要忠貞的黨人膽魄。作為當時上海党的傑出領導人之一的潘漢年，鬥爭藝術極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裡，在鎮壓反革命，取締流氓、妓女，解決政府機關不純問題，「三反」「五反」運動中，潘漢年團結廣大群眾建設新上海，其功績足以彪炳史冊。

　　瑤瑟的絕千古奇冤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突遭逮捕，沒有經過公開審問，更沒有律師可以代為辯護，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難辯。總之，從這一天開始，潘漢年從中國政壇上神秘地「失蹤」了。

　　更令人費解的是，「潘揚案」居然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掛了鉤，原因是潘漢年在上海市副市長任內分工領導公安局，而饒漱石作為原華東局書記又是分管華東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實，1943年華中局整風時，饒漱石曾把揚帆打成「內奸」，當年潘漢年曾進行抵制，後來還向中央反映過饒的問題，而如今，潘、揚和饒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關係！

　　潘漢年有一個駭人聽聞的「罪名」：與揚帆一起包庇敵特三千三百人！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上海剛解放時，潘漢年、揚帆在取得上級同意後，決定在公安系統暫時留用部分反正特工、變節分子、流氓頭子乃至小偷慣竊，利用他們深諳內情這一點，讓他們戴罪立功。這批人也確實有所貢獻，這種策略本是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產物，到了「潘揚案」發，卻成了他們兩人的彌天大罪。那麼，「三千三」這樣的大數目又是怎樣統計出來的呢？原來遠在解放戰爭時期，有一個幹部在閒談時對當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敵區工作部長的揚帆開了個玩笑，說揚帆做敵區工作和保衛工作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嘗君門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揚帆手下超過三千，這個幹部當時隨口謅了兩句打油詩：「揚公門下三千三，盡是雞鳴狗盜徒。」在當時，這首詩不過引起一陣哄笑，但因其妙趣橫生，竟在新四軍幹部中流傳開了。到了1955年，這首詩被人利用，「三千三」變成了實數，於是擴而大之，凡是地下鬥爭時期和潘漢年有過工作關係的人，都成了懷疑對象。

　　潘漢年作為「內奸」的一條主要罪狀是「投靠日本特務機關」。根據中央指示，凡是敵佔區的隱蔽系統，都應派人打入敵偽組織，掌握敵方動態，以配合正面鬥爭，利用敵方力量，掩護革命工作，保護革命力量。潘漢年在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屢受中央嘉獎。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禍！當然，在當時的條件下，「將在外」，個別情況無法及時向中央請示也是有的。這又何罪之有！

　　至於「供給敵人情報，導致二·六轟炸」，只要想一想，國民黨豈有不知上海的發電廠在何處而需要「供給情報」的道理，就可看出這條「罪狀」的不實了。

　　對於這一些「罪行」，潘漢年這樣的革命者怎樣接受得了！

　　經過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漢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後曾一度被「假釋」出獄，與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區團河農場。其間他曾進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對這位老朋友說：「我是冤枉的，揚帆也是冤枉的。這些事一時說不清楚，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定論。」

　　在獄中，潘漢年曾寫過一首給董慧的詩：

　　「相愛成遺恨，奈何了此生，
　　憐君猶少艾，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無半點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鑄魂，
　　抗日隱地下，十載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萬裡，悄然居海濱。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親，
　　倘有千般罪，當先有所聞。」

　　結句「倘有千般罪，當先有所聞」，實在是潘漢年痛苦的靈魂在呐喊！從團河又經秦城監獄，一直到1977年淒苦地離開人間，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勞改農場。

　　于伶同志寫了一組詩《懷潘漢年同志》，最後一首是《感謝黨恩》：

　　「春暉盡沐慶三中！劉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潘漢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們生者卻難以從自己的記憶中抹去他的形象，作為一代風華的黨人魂，他將永遠激勵著後人，而他後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獄，則值得我們這一代進行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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