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黨人魂——記潘漢年(4)

黨人魂——記潘漢年(4)

　　潘漢年在特科工作時，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顧個人安危，不憚與利用公開合法的關係進行鬥爭。1931年，國際進步人士牛蘭博士夫婦被國民黨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議。潘漢年在漢口路老半齋菜館「請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亞子、田漢、鄭振鐸等商討聯合發表致國民黨政府函電，表示抗議。懾於國內外的輿論，國民黨統治者最後只得釋放牛蘭夫婦。

　　一特科」時期的巧妙鬥爭，對潘漢年來說，還只是牛刀小試。以後，他的鬥爭舞臺更加寬廣，鬥爭條件更加嚴酷，而他本人的鬥爭經驗也愈加豐富，戰績也就愈加輝煌。

　　折衝樽俎有我潘郎

　　記得潘漢年到中央蘇區，時間是1933年夏。在蘇區他先後擔任過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還擔任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部委員，在一個時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這個時期並不長，不久，他又作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的全權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間，與「福建人民政府」進行談判，開展抗日反蔣活動。

　　1933年9月，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錯準備在福建起義，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蔣抗日。這個行動得到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同志的支持。周恩來代表中央派潘漢年（化名潘健行）與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在瑞金正式談判。談判期間，毛澤東、朱德還親自接見了雙方代表，10月26日達成了十一項初步協定。協定簽訂後，潘漢年、黃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軍將領又聯合陳濟棠、黃琪翔等一部分反蔣抗日的軍隊，於11月20日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南校場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會議結束時，數萬群眾的反日、反蔣、歡呼民族解放的口號聲響徹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11月27日，潘漢年與之簽訂《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開闢了一條由中央蘇區經閩西、閩南到達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潘漢年又與「福建人民政府」的財政次長許錫清就雙方物資交換和支援蘇區緊缺的食鹽、布匹等問題進行多次洽商，這以後，進出蘇區的買賣一時大為興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釋放政治犯，默認我黨領導的進步團體公開活動，福建民氣大振。但蔣介石迅速抽調重兵「討逆」，十九路軍寡不敵眾，又因內部意見不統一喪失部分戰鬥力，而當時的中共臨時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錯誤，沒有給予軍事援助，提出許多違反協定的口號。不久，福建事變以失敗告終。

　　1934年秋，潘漢年還與粵軍反蔣將領陳濟棠等人就軍事、政治方面的問題作過廣泛的商談。後來因王明路線的干擾而坐失良機，使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得逞，中央紅軍被迫轉移。但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條封鎖線，與潘漢年和廣東實力派的談判所創造的有利條件有很大關係。

　　1936年4月，潘漢年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除把電報密碼送到陝北外，另一任務是作為中共中央的聯絡代表設法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漢年見到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沖，由張代表陳立夫、陳果夫同中共接觸。陳立夫把潘漢年請到南京，派曾養甫與潘洽商，曾要求潘與陝北黨中央聯繫，再進行兩黨談判。隨後，潘漢年去陝北瓦窯堡向中央彙報。在瓦窯堡，潘的彙報深得中央贊許，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電碼也在此時報告了黨中央。

　　潘漢年還持中國共產黨中央致國民黨的信，去南京與陳立夫、陳果夫談判。潘漢年作為談判聖手，在談判桌上機智勇敢、戰果煊赫。這年11月中旬，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對談——

　　陳立夫：「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條件了。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其次，紅軍只可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或出洋，半年後錄用。在軍隊解決後，你們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可考慮了。」

　　潘漢年針鋒相對：「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當時鄧文儀在莫斯科活動，曾養甫派人送到蘇區的條件都不是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有此設想，大概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的提議。」

　　陳立夫又轉了話題：「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他面談。」

　　潘漢年嚴辭以對：「如不把貴黨的條件報告他，僅說蔣先生願見他，豈不是要騙他出來？何況現在正激烈交戰之際，暫對停戰問題不解決，我想他也無法出來的。」

　　這以後雙方又談了幾次，均無結果。

　　接著是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這一事件中，潘漢年來在於西安、延安間，做了很多工作。事變後，潘漢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後與張沖、陳立夫談判。1937年3月，又隨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會談。杭州會談後，潘漢年繼續與國民黨當局作艱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確立、全面抗戰開始，潘漢年作為我黨的談判代表，南北奔走，折衝樽俎，既堅持原則，又機智靈活，為團結禦侮作出了重大貢獻。

　　八年隱蔽鬥爭

　　早在1937年6月間，黨中央就派劉曉到上海負責重建和恢復上海黨的工作。劉曉一到上海，就與當時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潘漢年聯絡上了。7月間，在廬山結束與蔣介石會談的周恩來到了上海，約潘漢年、劉曉談話，佈置具體的抗日行動。潘漢年又安排周恩來在黃金大戲院的後臺與上海救國會和文化界人士會晤（劉曉雖也參加，並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黨的活動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後，中共駐滬辦事處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上海辦事處（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簡稱「八辦」），仍由潘漢年負責。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裡21號。對外以「八辦」名義開展統戰工作，同時幫助地方党的重建。在輸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線支援抗戰，發動上海附近的農村遊擊戰，宣傳黨的政策的同時，他還作了許多隱蔽的工作。如設立秘密電臺、交通聯絡站、派遣一部分黨員在敵特機關工作，廣泛搜集敵特的情報等。還接待和審查了許多長期失去党的組織領導的同志，包括出獄的、長期隱蔽在地下的，並將其中適宜在上海工作的轉給以劉曉為首的地方党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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