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紀念潘漢年同志(3)

紀念潘漢年同志(3)

　　單是護送民主人士去華北這一件事，就歷時一年多（從1948年到1949年3月），據不完全的估計，路經香港坐船到解放區的知名人士——如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郭沫若、馬敘倫、沈雁冰、葉聖陶，還有許多作家、演員，一位起義的國民黨軍長、一位西北軍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當時東北和華北一部分已經解放，所以我們可以租用外籍輪船開往東北，運出大豆、人參、藥材、土產……在港澳市場賣出，然後買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紙張、五金運回東北，也就趁此機會，讓民主人士搭船北上。

　　據我回憶，開始幾次，國民黨特務和港英當局似乎沒有察覺。但是不久，當他們嗅到風聲之後，就警戒森嚴，多方阻撓。這件事，用現在的話說，完全是由漢年同志「牽頭」的，事無巨細，從要到華北去參加新政協的人士們自內地到香港起，歡迎、宴請、商談、幫助他們安頓家務，一直到妥善地送他們上船為止，他無時無刻不為這些事操心。當時，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經回到東江根據地，章漢夫已經調往剛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來的除了許滌新、饒彰風、喬冠華和我之外，連平時搞文藝、跑新聞、管經濟的同志，也調來當旅館經理、碼頭接送人員和勤雜人員了。特別是一張小報透露了李濟深先生即將北上的消息之後，形勢就格外緊張了。

　　那個時候，五角大樓和唐寧街的決策人物，始終抱著一個「劃江而治」的幻想，加上當時在南京當權的桂系集團也還在徘徊不定，因此，他們認為把李濟深先生扣住在香港，還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籌碼。儘管李先生那時已下定了決心，用閉門謝客的形式來麻痹他們，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漢年同志傷腦筋的問題。他辦事穩，抓得細。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長、大副、二副對我們的態度如何？這一條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幾個人認識李任公？人們帶的行李有多少，萬一要檢查時會出什麼問題？等等，他都縝密地考慮。

　　在他確定了最保險的方案之後，再商定實際陪李先生出門、住旅館、搬行李、乃至保衛、放風，隨時向他報告消息的人選。他、饒彰風和我三個人在一家旅館守著一架電話機聽消息，直到聽到「船開了，貨放在大副房間裡，英姑娘沒有來送行」這個謎語一般的電話，才松了一口氣。計劃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後，報上才見消息，而這時他已經過了臺灣海峽了。事後有人開玩笑說，這樣於是會短壽的，他卻笑著回答：「這時候睡不著覺的不是我們，南京、上海、華盛頓的人才難受呢！」假如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時間來折算的話，那麼，這兩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

　　1948年冬，大局已定，蔣介石政府眼看要垮臺了，於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國人）又蜂擁地要來向我們摸底，拉關係。大人物不必說了，連在內地有點工廠和房產的人，也要來瞭解共產黨的政策。給他們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見人，見人，則最好是見潘漢年。像「兩航起義」之類的事，他都管過、談過，我不—一細說了。請問：在這樣一個兩軍對陣的決勝關頭，潘漢年同志究竟為哪一方面幹了工作？冒險拚死，為了哪一邊？把潘漢年咬成「內奸」的人也實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時間內，向解放區送走了上百位民主黨派負責人，能是「內奸」幹的事嗎？假若是「內奸」，那麼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風，整個事情不就完全變樣了麼？

　　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沒有兒女，但是他有無數個和他一起冒著生命危險一起為黨、為人民工作過來的戰友。「潘案」發生，受株連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寫信表示懷疑。當然，在那個時期，在「左」風全盛的時候，不僅「下情不能上達」，連有關部門也不能做出實事求是的複查、重審的。但是「潘案」的複查，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實現了！從這點也可以看出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我們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傳統，終於得到了恢復。潘漢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們這些無神論者不相信有什麼「地下」或「九泉」，黨給他們恢復了名譽，他們是不會知道了，但是，被株連的（死了的和活著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漢年這個名字，他對党的一片丹心，終於可以寫入青史，令人長久垂念了！

　　從1955年到現在，時間已經過了27年。國共兩黨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類的鬥爭，在青年人心中已經是屬早已過去的事了。潘漢年同志就是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下，在最前沿的陣地上，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了幾十年的好黨員。他冒過無數次危險，他見過許多大場面，他的「案子」來得那樣突然，問題又那樣嚴重，於是，這些年來，愛講閒話的人就給他編造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凡是偵探小說、推理小說中可以用得上的情節，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還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說他是個「放蕩不羈」、「神出鬼沒」的人物。現在，真相大白，本來面目得以恢復，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可以負責地說，他是一個對党忠誠，勇於負責，平易近人，而且是嚴守紀律、不自居功的優秀共產黨員。

　　我曾問過他，他要我和楊度聯繫那一次，為什麼連姓名也不告訴我？他說：「這是紀律。」我說他見過大場面，如參加過長征，遵義會議後去過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談判住在宋子文公館，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宋美齡找他談話……這一類「可資談助」的事，連對我這樣的「老搭檔」（這是「文革」中一份雜誌給我加上的罪名）也是嚴守秘密的。我知道這些事，還是在1951年陳毅同志和漢年同志約宋之的和我談文藝工作那一次，經過宋之的的「窮追」才透露了一點的。我記得清楚，當我們要他多講一點的時候，他用上海話說：「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著底」是上海話下流的意思）

　　現在是20世紀的80年代，我們黨已經開始了歷史性的轉變。黨的十二大報告中的一段話我一直牢記在心頭：「我們在思想上堅決衝破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各個工作領域獲得了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量。」記住過去的教訓，引為鑒戒，實事求是，埋頭苦幹，這就是產生生氣勃勃的創造力量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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