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1)

　　——王堯山

　　①本文原載1982年12月10日《解放日報》。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修訂，並增加了第3部分。

　　潘漢年同志是我們党的一位很老的黨員，在黨內外歷任許多重要領導職務。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党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和保衛工作方面，曾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很大的功勞。

　　我是在1936年至1942年間和漢年同志在上海一起工作的。1942年秋，中央決定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全部撤退到新四軍軍部。漢年同志為了確保劉曉同志和我的安全，親自安排並親自護送我們從上海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1942年至1944年我和他在中共中央華中局工作，他那時任華中局社會部部長。上海解放後，又和他在一起工作，直至1955年他被審查為止。此後信息全無。想不到從此就生死永別，成為不可彌補的損失。

　　一

　　潘漢年同志為創立左翼文化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早在1925、1926年前後，他參加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在上海建立的左翼文化團體「創造社」，積極編輯、出版進步書刊，為開拓新文化陣地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我們黨被迫轉入地下，漢年同志繼續堅持革命文化活動，同國民黨文化圍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因而促成了白區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化陣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粉碎了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擴大了無產階級文化的影響，加強了党對文化運動中的領導作用。

　　1929、1930年前後，他任黨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發表題為《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等署名文章，扭轉了當時黨內在文藝工作方面的缺點，使左翼文化運動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漢年同志代表党團結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與魯迅等聯名發起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史上一個重大事件和貢獻。漢年同志既尊重魯迅，又善於團結魯迅。對魯迅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有充分的、高度的評價。隨後，又把各左翼文化團體組織起來，成立了「左翼文化總同盟」。他在這些左翼組織中，擔任了中共黨組書記。在他的領導下，使新文化運動堅持了党的領導和正確方向，因而擴大了党對進步文化界的影響，促進和推動了革命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這和漢年同志的一系列活動是分不開的。

　　他在1951年10月19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魯迅雜文的鬥爭性》一文中，就明確指出首先應從政治上認識魯迅的雜文風格。他完全贊成馮雪峰同志對魯迅的評價：「把政論化成為詩而又絲毫也不減弱思想的深廣性和政論的尖銳性與直接性的，卻是無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在世界文學史上，簡直空前的新的創造。」在文章中，他更明確指出魯迅先生的偉大，就是由於「他是堅持勞動人民大眾的立場」。從這一點，也就表明了漢年同志本人所堅持的無產階級立場。

　　文章中還有一段說明漢年同志對魯迅先生深透的認識和高度的評價：「魯迅主張打『落水狗』的言論，是早在1925年發表的。這正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高潮中，表示這種對敵鬥爭必須堅決徹底，反對任何麻痹傾向與自由主義，是如此堅定不移，是多麼可貴的空谷足音。可惜一直到左聯成立之前，沒有被『左翼』文壇所認識。說明那時『左翼』文壇不僅馬列主義理論基礎薄弱的可憐，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長一個時間把魯迅當作鬥爭對象，當時身歷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認真學習與研究魯迅的思想，進行檢討，提高認識，是有重大意義的。」可惜，漢年同志對魯迅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到現在還找不到史料。但僅從以上所舉的這些評價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他是多麼深刻的理解魯迅，多麼充分的評價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政治作用和藝術作用，以及他又是如何虛心地抓住了一度對待魯迅的錯誤傾向，既嚴格要求自己，又嚴格要求別人。

　　1933年夏，漢年同志到江西蘇區，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長。1934年底，漢年同志參加紅軍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對革命根據地的文化宣傳工作的發展，對紅軍中的宣傳工作，也都作出了貢獻。他既有白區文化運動的豐富經驗，又有蘇區和紅軍中政治思想和宣傳鼓動工作的經驗。在這方面，可說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漢年同志又公開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動中去，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位促成者。雖然他沒有文藝創作，但他的短篇政論文章在當時是起了指導作用的。

　　漢年同志在文化運動方面豐碩的成果，是應該加以重視並應載入新文化運動史冊的。同時，漢年同志在文化運動中豐富的經驗，也是應該向他學習的。我認為，他在文化運動中的主要經驗有如下幾點：

　　1、立場鮮明。在20年代，漢年同志已經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的立場。而且從這個立場出發，完成黨所交給他的任務，出色地領導上海的新文化運動。他在不同時期，毫不動搖地把矛頭針對主要敵人，敵友分明，打擊了敵人，壯大了革命隊伍。

　　2、他善於團結、爭取朋友和同路人，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實力。

　　3、他有組織才能，善於運用各種形式的組織，特別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結合的組織形式，以領導運動，推動運動二如從組織「左聯」、「社聯」、「劇聯」、「美聯』等「八大聯」，直到組織文化總同盟。他善於以左翼文化團體為核心，來爭取公開的文化活動。他從上海建立文化團體，到推動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團體。

　　4、他始終掌握文化為政治服務的原則，而又注意發揚文化藝術的特點和作用。特別是他堅決服從党的領導，堅決把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貫徹到文化工作中去。這樣，在蘇區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的武裝「圍剿」的同時，在白區以魯迅為首的普羅文化戰線，也粉碎了蔣介石的文化「圍剿」。

　　二

　　漢年同志對統一戰線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貢獻。

　　1934年前後，他兩次作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分別去福建與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我黨與國民黨內的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以後不久，他被黨中央派往國外做聯絡工作。1936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黨中央正式任命他為我黨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堅定地執行黨中央的談判方針，據理力爭，為維護党和紅軍的利益，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在此期間，他還代表党，在上海與積極支持革命的宋慶齡同志建立聯繫，取得了宋慶齡同志對我黨工作的配合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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