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紀念潘漢年同志(2)

紀念潘漢年同志(2)

　　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煙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也猜到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

　　這之後，我和潘漢年同志闊別了五年，直到抗戰前夕才再次會面。他給我介紹的那位老先生，開頭我連他姓什麼也不知道，大約來往了半年之後，他才坦然地告訴我：「我叫楊皙子，楊度。」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驚。關於這件事，1978年8月我寫了一篇《楊度同志二三事》（見1978年9月6日《人民日報》副刊），其中有幾句話：「到上海後，他（楊）加入了『中國互濟會』，捐助了一筆可觀的經費。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經人介紹，他申請入黨，經周恩來同志批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經人介紹」的這個人，就是潘漢年，我當時不便寫。

　　二十年代他在「創造社」時，幹的是捆書籍、跑印刷廠、郵政局之類的事務性工作，大家叫他「小夥計」。到三十年代，他已經可以和楊杏佛、楊度這樣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個人給他取了一個代號叫「小開」。「小開」上海話是小老闆的意思。

　　這之後他到了中央蘇區，先後任江西蘇區党的中央局宣傳部長，贛南省委宣傳部長。1934年他作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簽訂了停戰抗日協定。1934年底他參加了長征，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遵義會議後，為了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情況，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領導同志化裝經上海、海參崴去蘇聯。

　　1935年7月共產國際「七大」之後，中共中央和紅軍發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又派他回國，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整個談判中，他堅持原則，維護了党和紅軍的利益與尊嚴，談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變」後，再次由黨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正式談判代表，到南京和國民黨談判第二次國共合作問題。我再一次遇見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間的1937年7月中旬。

　　當時，文藝界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已成尾聲，但是，由於1933年到1935年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嚴重，特別是李竹聲、盛忠亮的叛變，上海和大江南北的黨組織遭到了連續不斷的破壞，以致中央機關、電臺、工會、共青團、文委（包括各聯盟）等等保存下來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戰的黨員，由於他的到來，才得到聯繫和團結。他熟悉上海敵我友三方的情況和各方面的人事關係，經他和李克農同志建議，經周恩來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黨員與必須長期隱蔽的地下組織嚴格分開；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國共合作才開始的時機，和「救國會」、「各界救亡協會」等愛國團體以及國民黨人合作，放手組織公開合法的救亡隊伍（如「戰地服務隊」、「救亡演劇隊」）轉入內地和前線工作。同時，把經過長期談判才獲得釋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

　　大約是1937年9月下旬，潘漢年被任命為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他就運用這個身份應陳誠、張發奎、羅卓英①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三個戰地服務隊派進國民黨的軍隊，擔任宣傳、組織、救護工作。這時，郭沫若同志已經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決定出一張小報，國民黨政府卻遲遲不予批准。

　　最後，還是漢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會談，勉勉強強決定了國共雙方各出開辦費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為社長的「上海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這一段時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個月（他是在上海淪陷後，於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這時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說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同時，他還和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沙千里等愛國民主人士建立了親密真誠的「心心相印」的關係（「我們和你們之間是心心相印的關係」這句話，是沈鈞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漢年、劉少文②同志說的）。

　　①「八·一三」抗戰開始時，陳誠、張發奎、羅卓英是淞滬前線三個兵團的指揮。
　　②劉少文，當時任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秘書長．

　　抗日戰爭時期他除了兩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外，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香港等地進行對敵的隱蔽鬥爭和開展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統戰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取得了日偽軍事動向的重要戰略情報。由於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條從上海到淮南、蘇北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線，因此在「皖南事變」以及歷次環境惡化的時刻，保證了上海和解放區的人員和物資的交通（鄒韜奮同志病危的時候，就是經過這條交通線送到上海就醫的）。

　　特別使我難忘的是1948年以後，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國民黨統治即將覆滅的那兩年時間，時局瞬息萬變，工作十分緊張，、正在這個時候，民盟、民革、民進等民主黨派都要在香港召開代表大會；劉長勝、劉甯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訓工會幹部；東北解放區領導機關不斷派人和來電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請內外科醫生；更重要的是，為了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業家、文化界人士，都要從西南、西北、華中、上海等地轉到香港，再由我們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大沽、大連，然後到河北省平山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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