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紀念潘漢年同志

紀念潘漢年同志(1)

　　①本文原載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後，陳雲要求夏衍寫的，是國內首篇披露潘漢年光輝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書時，編者對個別時間作了訂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終於平反昭雪了！這是值得我們引為鑒戒的歷史教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所謂「潘漢年案件」在沒有家屬提出申訴的情況下，經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歷時一年五個月的認真複審，詳細研究了原始資料，核對了中央檔案館和有關部門的歷史記載、來往電報和大量的人證物證，得出的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完全是誣陷不實之詞。黨中央於1982年9月1日，也正是偉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日子發出通知①，正式為潘漢年同志恢復名譽。這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方針的勝利。這一決定再一次證明，我們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①中共中央於1982年8月23日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潘漢年同志，江蘇宜興人。生於1906年。青少年時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1923年參加進步文藝運動，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領導的「創造社」，同年主編《洪水》等進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南昌、武漢等地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回到上海，參加了「創造社」同人編輯的文藝雜誌《A11》①和主編了《幻洲》雜誌。1928年，他調到黨中央宣傳部，負責文化、出版、文藝界的聯絡統戰工作。

　　①當時「創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寶山路三德裡A11號，所以他們就用「A11」作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創造社」出版部工作時期我認識了他，但在20年代後期，儘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卻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上了年紀的人都會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進步文藝界之間發生過一場劇烈的論戰。不少現代文學史研究家都簡單地把這場論戰說成是「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先生及文學研究會之間的論爭，其實，這之間也還有「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論爭，以及「創造社」的內部分裂。當時，我們党還在幼年時期，這場文藝論爭開始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在閩贛粵一帶戰事緊張的時候，也正是中央同「陳托取消派」鬥爭最劇烈的時刻，因此，文藝問題還排不上黨的主要議事日程。

　　所以在我記憶中，這場論爭開始的時候，黨沒有進行干預和加強領導。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閘北區的二次支部會上，洪靈菲才告訴我們，說黨中央已經決定，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共同對敵」。這樣，在中宣部的領導下，潘漢年同志寫了第一篇緩和這場論爭的文章。這就是1929年10月15日發表在《現代小說》三卷一期上的《文藝通信》。正和這之後一個時期一樣，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革命文藝家應該寫哪些題材，一直是一個爭議不休的問題，因此潘漢年同志在這篇文章中寫了下面這一段話：

　　「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的一切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只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無產階級來決定。」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他還引用了李初梨同志發表在《創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應該怎樣防衛自己》的幾句話來作結語，初梨的文章也是一個明顯的轉變：「……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作家，應該把一切社會的生活現象，拉來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僅應該寫工人農人，同時亦應該寫資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紳」。

　　與此同時，潘漢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開了一個包括「創造社」、「太陽社」、馮雪峰、我以及黨外的鄭伯奇同志等在內的座談會，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館樓上召開的。潘漢年主持會議，傳達了中央對這場論爭的意見，認為主要的錯誤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要求立即停止對魯迅和茅盾的批評（茅盾當時還在日本，但「創造社」、「太陽社」對他的《從枯嶺到東京》也批評得很厲害），同時還對自己的沒有及時發現問題，作了自我批評。

　　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推定了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十二個人，作為「左聯」的籌備工作人員。當鄭伯奇問「魯迅會不會同意參加」時，漢年同志說，中央已經有人和他談過，他同意參加並贊同「左翼作家聯盟」這個名字。這個十二個人的籌備會，每週召開一次，都由潘漢年同志主持。籌備會的任務是起草一個「左聯」綱領，並分頭徵集會員，和擬出一個發起人名單。

　　1980年3月，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舉行「左聯」成立50周年紀念活動，不少同志寫了紀念和回憶文章，但是由於「潘漢年案件」正在開始複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沒有提到他的名字。我還看到過一篇文章，說領導籌備「左聯」工作的是閘北區街道支部，這是不符事實的。從1929年9月起，散在閘北區各街道支部的文藝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聯」籌備小組，而這個小組，從開始到「左聯」、「社聯」、「劇聯」成立，一直是由潘漢年同志領導的。他是黨中央直屬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第一任書記，這一點，現今還健在的王學文、李一氓、李初梨、陽翰望、馮乃超等同志都會記得很清楚的。

　　從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極端嚴重，漢年同志在這個情況下出生入死，寫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發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羅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鄭伯奇、馮乃超、沈葉沉等組織了「上海藝術劇社」，出版了許多進步雜誌。

　　由於他的機智精幹，受到領導上的重視，從1930年起，他還擔負了「保衛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國際互濟會［中國互濟會]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過，所以他有許多當時的上層社會關係。有一次他去找楊杏佛，我問他什麼時候認識的，他笑著說：「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前夕準備召開的上海市民大會， 1519名主席團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他在當時「文總」的機關（南京路王興記木器店樓上）向「文委」所屬各聯的黨員作了全會決議的傳達報告。這之後，馮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書記職務。我有半年多沒有和他見面。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現建國中路）的一家小洋房裡，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客套。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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