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94)_學達書庫

九四

　　在這種情況下，潘漢年與董慧對團河農場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情緒也相當穩定，對黨和政府這樣處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滿意甚至感激。雖然他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1963年春，潘漢年在給他的小妹潘玉琴的信中就反映了這種心情：

　　「我于一月前蒙政府寬大，提前釋放出獄。現同慧嫂一起在休養。我的身體很好，甚至較八年前還健康一些。這是由於黨、政方面執行『挽救失足，改造教育』、革命人道主義的結果。今後我當從頭做起，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將餘年報答國家、人民對我的寬大。」

　　一個共產黨人能屈能伸，在遭受如此大的冤獄後，仍能一如既往地堅信黨，忠於國家和人民，字裡行間，體現了他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讀來真叫人肅然起敬，更使人潸然淚下！此後，董慧也給潘玉琴寫了封回信，信上沒有談及政治問題或什麼表態一類的話，只是對他們的生活和身體狀況作了簡單的介紹：

　　「我們已經搬家了，現在住在北京近郊，離城四十餘裡，有公共汽車來往，交通比秦城方便，生活還過得去。我們沒有上班，只在家裡替一個出版社做些文字工作，這裡空氣很好，我們身體還好。」

　　由於交通方便，加上路程也近，潘漢年夫婦也曾到北京城裡走走。1965年兩人還在故宮前合影，留下了最後一張珍貴的雙人照。

　　這一段時間，潘漢年儘管已經有了通訊聯絡和探親訪友的自由，北京還有他的許多患難之交：夏衍、胡愈之、唐瑜、孫師毅、吳祖光等，潘漢年都想念他們，但卻不願會見他們，主要原因，是怕見了他們之後，會影響他們。

　　事有湊巧。1963年初夏的一天，在東安市場的北門口，唐瑜突然發現了一個陌生而熟悉的面影——董慧。這一發現，使得潘漢年夫婦在唐瑜的盛情邀請之下，有了一個與朋友們小範圍內的見面敘談的機會。唐瑜對他們從團河農場第一次來家作客有一段生動的敘述：

　　「星期天，潘和阿董來了，帶來了阿董去上海整理抄家剩餘物資，順便取來的兩瓶陳酒和幾條自己釣的鮮魚。我把它們放到水盆中去，每條魚都吐出幾片茶葉。我們有很多話要說，但卻相對許久無言，終於從鯽魚與茶葉開始，潘說，在鯽魚口中塞幾片茶葉，可以多活兩三個小時……

　　我們首先談到1955年在上海的分別。他訴述他遭致入獄的前因以及當年的情景，他只強調自己的過失。表現了一個把一生獻給了黨的革命者的高貴品質。」

　　由於能與唐瑜，之後又有與孫師毅等人的聯繫，更增添了潘漢年和董慧在團河農場的生活色彩。如果能這樣安安定定、太太平平地在此處度過他們餘年的話，潘、董一定會心滿意足的。不料，一場更大的劫難正在向他們，向所有的中國人鋪天蓋地襲來了。

　　四、「從去處來，又向來處去了」

　　1967年5月中旬的一天，董慧又一次來到了唐瑜的家。那天，她神色淡漠，「她說他們要搬到小溫泉去住了」。說完，董慧留下了給唐瑜及孫師毅家小孩的兩盒餅乾後，便匆匆地走了。

　　「小溫泉」是一個休養地，因與秦城監獄靠得較近，不知是為了忌諱還是什麼別的原因，人們就把這個令人嚮往的名字奉送給了秦城監獄。於是，「小溫泉」既可被理解為休養地，又成了秦城監獄的代名詞，只是因人而異罷了。唐瑜知道這個「典故」，因此他斷言他們不會去享受清福，而是重回秦城監獄，「他們從去處來，又向來處去了」。

　　潘漢年夫婦重新被投入監獄，是在團河農場過著平靜安逸生活將近四年、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將近一年之後發生的。

　　1966年春夏之交，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史無前例的歷史性災難，像一股黑色的巨大旋風，席捲神州大地。在所謂「造反有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口號的煽動之下，引發了「打倒一切」的狂潮。林彪、江青一夥製造了一連串冤假錯案，把大批党的各級領導幹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叛徒」、「特務」、「內奸」、「裡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將他們打倒在地，然後「踩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潘漢年當然也難逃厄運。

　　本來，潘漢年一案早已了結。經過了長達8年的預審，既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批示，又有執法機關合乎當時法律程序的各種手續。但「文革」開始後不久，代表最高權力機關的中央「文革」小組，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又把潘漢年一案重新端了出來。他們的目的當然不是要繼續深挖潘漢年本人的「歷史罪行」，因為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潘漢年已經是一隻「死老虎」了。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本意是想借「死老虎」打倒「活老虎」尋找「罪證」。於是，一場更大的劫難，就又降臨到了潘漢年、董慧的頭上。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向原潘漢年專案組的有關人員進行調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負責人羅瑞卿、徐子榮等人「包庇」潘漢年的「罪行」，與此同時，又給當時的公安部負責人下達了一紙書面命令：「請謝富治同志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這一紙命令出於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之手。若干年後，陳伯達承認了這一事實，卻又向史學界拋出了一件「疑案」。1983年3月24日，陳伯達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要犯受審時，對此事作了如下交代：

　　「關於揚帆、饒漱石、潘漢年再抓起來此事，我完全忘記是什麼場合寫的，總之一定是開會時受命寫的，此事我任何印象都沒有留下來。筆跡是我的。」

　　陳伯達的交代，完全可以證明一點：將潘漢年重新抓起來是中央文革下的命令，但陳伯達是一個執行者，那末，炮製這一命令的始作俑者又究竟是誰呢？這一「疑案」與本書的主旨無大關係，因而也無須另加考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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