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89)_學達書庫

八九

　　上海是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工人人數占全國各大城市之首。解放初，勞苦工人大都住在十分簡陋的棚屋裡。為了改善工人的居住條件，市政府在當時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決定在改造部分棚戶的同時，興建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潘漢年受陳毅委託，讓主管部門組織了對工人居住情況的調查，並多次召開會議，對工人新村修建的規模、標準和地點的選擇進行討論，及時作出決定，然後督促有關部門組織施工，使曹楊新村很快建造起來，一批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和老工人手捧鮮花，高高興興地搬了進去。從1952年夏曹楊新村建立後到1953年，又先後在滬東控江等地區建造了九個新村。工人新村的建立，凝聚著潘漢年的辛勞和對上海工人的一片愛心。

　　如果說，潘漢年為上海這個「大家」付出了巨大貢獻的話，那麼潘漢年對自己的家，付出就顯得太少了。

　　潘漢年自己的家，一個是屬宜興陸平村的「老家」。1926年春節前後，潘漢年曾經從上海返回陸平村，在自己的「老家」傳播革命的火種，自此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跨過這個家門。解放之後，潘漢年身居要職，也擁有很大的權力，但他始終恪守一個共產黨人的基本準則，從未利用職權為自己的「老家」成員謀過私利。

　　潘漢年有一個親弟弟，遠在北方的一個小城裡工作，當時因發現其有歷史問題，受到開除公職，下放勞動的處理。他幾次寫信給他的這位兄長，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有一次，他專程跑到上海來找潘漢年，要潘給他一個書面證件，證明他是潘漢年的弟弟，還希望能得到工作。潘漢年知道後，馬上派人與他聯繫，嚴肅開導他「只有回去接受人民政府和當地人民的教育和幫助，否則是不會有其他出路的。作為一個人民政府的副市長絕不可能給自己的親屬寫證明作保護，工作更不可以憑私人關係介紹」。潘還警告他：「如想借親屬的關係在外面招搖，那就只能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

　　他弟弟不死心，又多次寫信給潘漢年，甚至把他的母親一起拖來上海，想逼潘漢年滿足其願望，但潘始終以無私的態度堅持原則，拒絕了他的要求。

　　不久，他的一個侄女小學畢業，由於經濟困難無法繼續讀書，她忍受不了家裡半饑半飽的貧苦生活，跑到上海來找他的叔叔，想謀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工作崗位。潘漢年除了對她進行思想教育，給予一定的臨時資助外，沒有滿足她的要求。後來還是董慧和下面一些熱心人，為她找了一個臨時工性質的安身之處。在解放初期，辦這類事並不困難，也算不上開「後門」，但潘漢年卻不願意開這個為「老家」的親屬介紹工作的先例。

　　潘漢年這種做法，在世俗的眼光裡似乎太過份了，甚至有些絕情，但他畢竟是一個共產黨人呀！為了革命，為執行黨的政策，他可以毫無顧忌地在敵人的營壘中物色兩面分子，策動他們為我所用；他可以不怕別人冠之以「右傾」的帽子，與工商界人士，即那些資本家攜手合作，共度難關；他可以利用投誠、起義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分子乃至汪偽漢奸，「以特治特」、「以反肅反」，但是，他決不為自己一家的私利而動用「公家」的一絲一毫權力！他這樣做，包括他「老家」的人在內，有的想不通，有的甚至譴責他，但他那種公而忘私、不謀私利的高風亮節，卻獲得了包括他「老家」潘姓家族在內的千千萬萬人民的尊重、敬仰。

　　在他的「老家」陸平村，還專門設有一間以潘漢年、董慧的名字命名的兒童圖書室，裡面陳列著潘漢年的一位好友特地捐贈的一批圖書和畫冊，以表示對潘漢年這位無私的偉大革命者的深深懷念。潘漢年的另一個家則是屬他和董慧的「小家」。由於特殊的地下鬥爭環境，在中國革命艱苦而漫長的歲月裡，潘漢年夫妻倆東奔西走，四處漂泊，不僅沒有過上稱得上「家」的安定的小家庭生活，而且其中的鹹酸苦辣，更是局外人所難以想像到的。如果沒有潘漢年這位職業革命家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沒有董慧這位女中豪傑的純潔的愛情追求，建立這個「小家」談何容易！

　　上海解放後，這個「小家」有了一個安定的環境。就在潘漢年出任副市長之初，組織上安排他們住進了華山路一座舊式大樓。在這個家裡，潘漢年愛董慧，董慧敬潘漢年，他們的這個家堪稱是一個溫馨而和睦的小家庭。潘漢年夫婦沒有子女，這不免有些冷清，但正好為他們一心撲在工作上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據他的秘書武漢回憶，當時潘漢年家裡「外表宏偉」，內部卻都是老房東所遺棄的最簡單的舊家具，家裡除了一架滬產的收音機外，連一台電風扇也沒有。吃飯更是簡單：早餐是稀飯和醬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條和一個雞蛋，有時是一碗豆腐漿。中午他們夫婦都在單位按等級吃份飯。晚餐則是共吃一小盤葷菜、一小盤素菜，一小盤青菜和一小碗湯。

　　在這樣的條件下，潘漢年夫婦心安理得，過著滿意的小家庭生活。因為在他們的眼裡，這種生活，僅僅是他們為新上海的建設，為500萬上海人民盡心盡職的一種補充而已。潘漢年是這樣處理自己的工作和自己這個「小家」的：「他每天回家時，因勞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還要審批公文，接待有關業務單位負責人的請示彙報，簡直累得不成樣子，但還是那麼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還是工作，從未出去遊山玩水，過一天清閒日子。」

　　原來，潘漢年把這個「小家」，當作自己編外辦公室了。好在董慧也是一個一心撲在工作上的人民公僕，他們夫婦倆可以稱得上是一對志同道合、珠聯璧合的「工作狂」。

　　秘書武漢覺得不忍心，便背著他給買了一隻大魚缸，放養了一些漂亮的金魚，潘漢年見後十分高興，每天早晚休息時，總是到魚缸前觀賞，從中獲得休閒和享受。後來，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增加體育鍛煉，武漢還從公安局借來一張桌球臺，一套球具。潘漢年高興極了，一有空就和武漢對壘。看著潘漢年對魚缸和桌球是那麼歡喜，武漢終於悟出了一個道理：看來這位日理萬機的常務副市長，也並不是什麼「怪聖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娛樂的普通人。

　　隨著市民生活條件的改善，上海市的領導人也開始逐漸地更換住宅。1952年以後，組織上讓潘漢年搬進了武康路一棟一樓一底的花園洋房裡。這兒獨門獨院，環境幽靜，門外花木扶疏，室內陳設也比較考究。但是，優厚的家庭生活條件，並沒有絲毫影響潘漢年的革命鬥志；他繼續為500萬上海人民，為新上海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廢寢忘食地工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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