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87)_學達書庫

八七

　　在與工商界人士廣交朋友，向他們進行宣傳和說服教育的同時，潘漢年還十分注意為工商界人士排憂解難，幫助他們克服難關，支持他們事業的發展，用事實來體現黨的統戰政策。郭棣活的永安紗廠曾一度因原材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困唯，被迫停產。郭向政府求援，潘漢年同他一起設法採取積極措施，使永安度過了難關。郭棣活也進一步加深了對共產黨的認識，表示了對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於是，郭決定將解放前永安紗廠向國外訂購的包括瑞士製造的7000千瓦汽輪發電機，1萬錠紡紗機器和成套設備以及6000多包美國棉花等價值250多萬美元的一批紡織機械和原料運回上海，發展棉紡生產，「做了一個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郭棣活情深意長地說：「如果說我在解放後為國家為人民做些工作的話，那是與黨對我的團結、教育和幫助分不開的，與我的好朋友，統戰工作的好領導潘漢年同志的具體指導和幫助分不開的。」

　　榮毅仁的申新系統紗廠在解放初期曾遇到過一個大麻煩。當時，榮家企業由於開工不足，銀根吃緊，有一度連工人的工資也付不出，勞資間發生了嚴重糾紛，工人到榮家坐著不肯走，形成僵持局面。潘漢年聞訊後，立即囑咐勞動部門和工會組織，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同時邀請各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及棉紡同業公會負責人一起開會研究，「從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到原料供應，成品收購，以及銀行貸款等等，作了綜合部署，終於很快使事態平息了下來，恢復了正常生產」。這件事的迅速處理和解決，使榮毅仁和許多工商界人士對党的統戰工作有了一個更為深切而具體的瞭解，也更加體會到共產黨和國民黨對待工商界截然不同的態度。在私營企業有困難時，國民黨往往是落井下石，迫使工商界人士就範；共產黨則是雪中送炭，幫助私營企業度過難關。

　　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和體會。周與潘漢年早有接觸，並為革命作過貢獻。1948年秋，周作民因受蔣經國威脅，「氣忿潛去香港」。在港期間，周經人介紹，認識了潘漢年，兩人成了好朋友。為了解決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的交通問題，也為了給當時華北解放區運去極缺乏的西藥和某些生活用品，潘漢年希望周設法協助解決。周作民表示願意，隨後派原上海金城銀行外部經理楊培昌和潘漢年聯繫，共同協商安排。結果，金城銀行出資40萬港元，租了「華中號」輪船，掛上外國旗號，圓滿地完成了上述任務。此後，潘漢年一直銘記著周對黨做的這件好事。他與潘漢年的關係也更為密切了。解放後，潘漢年又親自派人到香港做周的工作，動員周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返回上海，潘漢年對周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專門借余慶路衡山路轉角的一幢花園洋房設宴為周洗塵，並邀請了一批著名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作陪，以利於周作民今後在上海的活動。金城銀行在解放前由於受通貨膨脹的影響，生意難做，月月虧損，特別是1948年改用金圓券後，被迫把銀行外匯調換成轉瞬即成廢紙的金圓券，使銀行實力大為削弱。這個後遺症延續到解放初期，仍無法彌補巨大的赤字。對此，周作民十分著急，不得已決定將金城銀行和中南銀行共同投資的一個紗廠出售給政府，以抵銀行的虧損。他讓金城銀行總經理徐國懋去找潘漢年報告情況。

　　隔了一天，潘漢年就派財政局長顧准去看望周作民，說明為了幫助金城銀行解決困難，政府願意承購紗廠。潘漢年特地囑咐顧說，周作民在香港時，曾對我們党做過有益的工作，我們不能忘記。尤其是一個創業的人要變賣他的產業，這種難過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你與周洽談時請周提出紗廠的要價，你不要還價，照數接受。顧將潘的意見向周作民作了轉達，周聽後十分感激。但他堅持不能自己要價，後由紡織部門訂出了一個公平合理的價格，使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這樣既解決了金城銀行的困難，又團結了工商界人士，使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對党的信任。」

　　在工商界統戰工作中，潘漢年一向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他善解人意，決不為難工商界人士，因而也獲得了廣泛的聲譽，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愛戴。

　　湯蒂因是民主建國會的骨幹成員，又是著名的女企業家。1952年「五反」運動開始後，她參加了全市303戶工商界代表人士的集中學習。學習班要求大家坦白交代，但她卻顧慮重重，主要是怕過不了關。同時，她看到別人像擠牙膏一樣，每一天擠一點，總是過不了關。為了避免難堪，她用「倒軋賬」的辦法，一下子將解放後3年間全部賺的利潤5億元（舊人民幣，當時的1億元相當於現在的1萬元），一起「坦白交代」了。她一出口，小組馬上通過，還成了一個「五反積極分子」。

　　這一情況被潘漢年知道後，就讓統戰部工商處副處長董慧將湯蒂因找到辦公室，和她懇切地交換了意見。潘漢年問道：

　　「你對這次『五反』運動有什麼看法？」

　　「對我教育很大」，湯回答：「自從參加三百零三戶學習後，與工人不是面對面，而是背靠背，雖然也很緊張，但比過去好多了。

　　「我知道你性格直爽，比較肯講，希望你消除顧慮，說老實話，你說的坦白數字，是不是實事求是？」潘漢年這樣一問，湯蒂因似乎發覺這位副市長已經看到了她心底裡的秘密，不禁為之一驚。但她一下又轉不過口來，正在欲言又止時，旁邊的董慧鼓勵她：「你大膽講好了，不會批評你的，你放心好了。」湯蒂因這才講了實話，她說：

　　「雖然口頭上一直宣稱要老實交代，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但實際上卻是說某人坦白不夠老實，某人交代不夠徹底，上面要我發揮作用，幫助別人，怎麼幫呢？只能要他們『加碼』，究竟要加到多少才算徹底，我心裡一點數目也沒有。聯繫到我自己，我解放後到1952年，一共賺了10億元，除了交稅和職工福利外，連本帶利共5億元，我全部坦白交代了，這樣才算過了關。說老實話，像這樣坦白，我思想並不通，我擔心今後如何做生意呢？」

　　聽了湯蒂因的話，潘漢年笑著對她說：「你不用擔心，黨的政策歷來是實事求是的。凡是對國計民生有利的工商業，國家一定是要扶植的。」

　　後來定案時，湯蒂因自報數5億元，經核實為2億多元，減少了一半多；也有的工商界人士自報數字竟高達240多億元，最後核實到3億元。在評定什麼戶方面，也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湯蒂因原來自報為「半守法半違法戶」，工人代表將她評為「基本守法戶」，最後評議委員會評她為「守法戶」，這使她喜出望外，深感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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