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86)_學達書庫

八六

　　1950年2月，上海在反轟炸、反封鎖鬥爭中，工務局同其他單位一樣也需要動員疏散一部分人員去外地支援。身為局長，趙祖康在動員大會上積極表示擁護政府的號召，並當場表示願意到外地工作。潘漢年立即找他談話，對他說，你對上海的城市建設情況熟悉，還是繼續留在上海工作合適。這又一次使趙祖康感到潘漢年在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中實事求是的態度。

　　1951年，「民革」中央發展組織，要在工務局籌備成立民革支部。趙祖康因邀參加了籌備工作。在這之前，又有人來動員他參加「九三學社」。趙一時拿不定主意，便向潘漢年請示，潘漢年謙虛誠懇地對他說，參加民主黨派的組織是你個人的事，應由你自己決定，不必要請示。如果要同我商量，那麼根據現在的工作崗位和環境，我們覺得你參加「民革」較為合適。趙接受了潘漢年的意見。他說：「後來我也認識到，這對我的改造與服務確有好處。」

　　所有這一切，使趙祖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數十年之後，他在回憶潘漢年時，說了下述一段深切感受：

　　「潘漢年同志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溫文爾雅，是黨內知識分子出身的好領導。以後，我幾次向他請示、報告工作，總感到他誠懇和藹，平易近人。解放前，我長期處於國民黨官場中，所接觸的大小官僚不是盛氣淩人，就是虛偽敷衍，現在從他身上看到了党的高級幹部的優良品質和作風，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這段話如實地反映了潘漢年在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過程中的「品質和作風」，趙的結論是：「潘漢年同志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黨的很好的領導幹部。」「是很受黨外人士敬愛的人。」

　　對趙祖康是這樣，對其他一起合作共事的黨外人士，潘漢年也同樣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當時在上海市的領導班子裡，還有盛丕華、金仲華兩位黨外副市長。潘漢年對他們十分尊重，要市府辦公廳為他們配備好秘書和工作人員，把應當送給他們審閱簽發的文件資料及時送呈，讓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向他們彙報工作，請示問題，使黨外副市長真正做到有職有權，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共同工作中，潘漢年與盛、金兩位副市長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也獲得了他們的尊重。

　　上海解放之初，作為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黨的統戰工作所面臨的一項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務是：團結爭取工商界人士，把他們緊緊地凝聚在党的周圍，為共同建設新上海而奮鬥。華東局和上海市統戰部成立伊始，潘漢年就及時地對這兩個部的領導作了指示，他說，上海這個大工商業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觀，隔山觀望，光靠黨、政府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是不容易迅速把生產與市場搞上去的。因此一定要團結教育工商業者，爭取他們站到我們一邊來。

　　爭取工商界人士站到我們一邊來，首先要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解除他們心中的疑慮。當時，許多工商界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甚了了，心存疑慮。有的人雖然留在上海，但早在解放前就把資金抽調到國外和香港，並隨時準備「席捲而走」；還有的人則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在上海坐觀等待，以選擇最後的去向。針對上述情況，陳毅和潘漢年曾多次組織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尤其是工商界人士，讓他們參加座談討論，聽取他們的意見，向他們闡明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經濟政策。為了把工作落到實處，潘漢年還經常親自進行家訪、個別交換意見，廣泛結交工商界朋友，做深入細緻的宣傳教育工作，及時解除了他們的疑慮。在這方面，許多工商界人士都有切身體會，發表過不少有關回憶。上海紡織業鉅子、永安紗廠創始人郭棣活寫道：

　　「解放初期，我對黨的政策半信半疑，雖留在上海，但抱著看一看再說的觀望態度。這時潘漢年同志經常和我們開會，找我談話，反復交代黨的政策，幫助我提高政治思想覺悟。他經常鼓勵我大膽地積極地搞好棉紡生產，並幫助解決原材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具體困難，使我開辦的永安紗廠迅速恢復了生產。許多事實使我體會到，共產黨是非常關心和支持民族工商業的發展的，推行的政策是國強民富的政策。從此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決心在共產黨領導下，為建設富強的新中國而努力。」劉靖基先生更為坦率地說：

　　「以我個人來說，我常常講，解放前夕我從香港回到上海，是「試試看」的。如果沒有陳毅市長和潘漢年同志執行党的統一戰線政策，苦口婆心地對我開導和教育，使我在事實面前受到很大感動，我是不大可能留下來，跟著共產黨走上社會主義光明大道的。」

　　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在當時也有類似的思想轉變過程。他雖然聽過陳毅、潘漢年的一次大報告，「但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到底如何具體化，他們到底會怎樣對待工商界，還不是很放心。有一天，在盛康年家裡，潘漢年約見了榮毅仁，並一同吃了晚飯。對那天的情況，榮毅仁作了如下敘述：

　　「席間，漢年同志像和熟人談家常一樣，隨和而又實事求是地講了國家的困難，上海的困難，鼓勵工商界儘快消除疑慮，恢復生產，恢復經營，為建設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漢年同志的初次接觸、交談，使我相信共產黨決不會像謠言傳聞那樣對待工商界，也使我體會到，漢年同志以一個共產黨副市長的身份，能用促膝談心的方式，和我們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傳政策，傾聽意見，這在舊中國是無法想像的。從漢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產黨員的胸懷和品質，看到了共產黨建設新中國的抱負，我的心向黨靠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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