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75)_學達書庫

七五

　　曾任舊金山華僑中學校長、「民革」中央常委的陳其瑗於1947年回港後，準備創辦達德學院。中共香港分局支持他的活動。辦院之初，急需人手，潘漢年便推薦民主人士楊東蓴去擔任教育長，又邀請時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的梅龔彬來香港，一面在達德學院任教，一面讓他幫助李濟深搞「民革」活動。梅龔彬是潘漢年的老情報關係，又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通過梅的關係，潘漢年又進一步加強了同「民革」陳此生、「民進」楊東蓴等人之間的密切聯繫。

　　1948年3月，著名記者徐鑄成經潘漢年動員，來香港創辦「民革」機關報——《文匯報》。潘漢年對此從多方面給予關懷。據徐鑄成回憶，《文匯報》創刊前夕，在港的民主黨派領袖沈鈞儒、譚平山、彭澤民、蔡廷鍇等都寫來了題詞或祝詩，馬敘倫先生還特地寫了「文匯報」三字，希望他們改換報頭，「一新面目」，這使得徐十分為難，刊出吧，無異自己先塗上一臉紅色；不登吧，又實在對不起這些可尊敬的民主鬥士。徐鑄成只好找潘漢年商量，潘聽後，斷然說：「千萬不能登，對這些先生，由我負責代為解釋。我想，他們會原諒的。」《文匯報》開辦之初，國民黨特務跑來對徐鑄成進行威脅、恐嚇時，潘漢年鼓勵他要「沉著應戰，多注意宣傳的實際效果」。

　　由於潘漢年工作很忙，不可能經常與徐鑄成見面，就派張建良或馬季良同他聯繫，至於對《文匯報》經濟上的支持，徐鑄成更有深切的體會。他回憶道：「每逢我經濟上實在支持不住，瀕臨山窮水盡的時候，他總給我開闢新的生路。比如，在創刊之初，我已感到周轉失靈了，他叫馬季良同志陪我去拜訪李一平先生。李先生原是雲南省參議會的副議長，和龍雲先生一起被迫下臺的。那時他客居香港，對《文匯報》極表同情，由他介紹，龍先生在港的經理人，一次投股二萬元，以後又陸續加股，共約四、五萬元。《文匯報》得以維持，這是主要的『續命湯』。還有一次，接近年關，特別是續訂白報紙等各項開支，我窮於應付。潘漢年同志請梅龔彬同志連夜趕往澳門，向梅文鼎先生（後為香港《文匯報》董事長）徵募股款一萬元，我才得以度過難關。」對《文匯報》是這樣，對其他的人和事，潘漢年也一樣給予熱情關懷和卓有成效的支持。

　　1948年下半年，由章漢夫、許滌新、夏衍等負責的《華商報》在經濟上陷入困境，當時不得不靠募捐來維持。潘漢年鼓勵新近吸收為中共特別黨員、原農工民主黨成員楊建平，要他在其親朋好友中為《華商報》捐款，結果得到了較大的收穫，解了《華商報》經濟上的燃眉之急。在這之前，潘漢年還通過胡愈之主持的《南僑日報》，給《華商報》和其他進步報刊募得3萬多元（叻幣）經費。

　　與民主人士建立廣泛的聯繫，經常與他們交流思想，積極主動地聽取他們的意見，是潘漢年開展統戰工作一個主要辦法。

　　從1947年起，潘漢年與中共香港分局的其他領導同志一起，與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定期召開座談會。座談會大都是兩週一次，採取邊聚餐邊座談的形式，由中共及民主黨派領導人輪流主持。每逢中共主持，座談會就設在連貫家；逢到「民革」主持，就設在李濟深家，逢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鈞儒家。座談會以互相交換情況和意見，統一對美蔣的鬥爭方針為主，有時也談一些具體問題，共同討論研究決定。作為中共代表，潘漢年在參與民主黨派活動時，總是態度誠懇，熱情謙虛，實事求是，加之他溫文爾雅的舉止，淵博的學識，透闢的分析，樸實的作風，深受民主黨派領導人的佩服，也進一步加深了他與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深厚友情和全面合作。

　　在與民主人士合作的過程中，潘漢年也並不是一味遷就，對極少數持錯誤觀點的上層人士，潘漢年則採取團結教育的方針，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潘漢年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是多了一個朋友，少了一個敵人。對此，馬萬祺有一段具體的回憶：

　　「我記得有位伍憲子先生，他對蔣有不滿，但對黨的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亦成見甚深，同時對蘇聯則更加不滿。我的好友林炳炎先生與伍先生友善，林先生則是站在我們一邊的上層人士。漢年同志曾著我與林先生約伍先生會晤，通過交換意見，希望爭取伍先生的合作，惜未有成效。漢年同志事後還向我開導，提出有些人雖然目前未能爭取，但向他們講明國民黨蔣介石的陰謀，講清楚黨的政策和與各民主黨派共同合作的誠意，這樣可以使一部分認識不清的人逐漸清醒；目前即使未能改變過來，也可減少一些阻礙力量。」

　　正因為潘漢年在統戰工作中既堅持了原則，又注意了方式方法，他以自己的滿腔熱情，忘我的工作態度，富有魅力的性格特點，特別是與民主人士彼此互相信賴，肝膽相照，甘苦與共，獲得了廣大民主人士的敬佩和信賴。對此，夏衍回憶說：「1948年冬，大局已定，蔣介石政府眼看要垮臺了，於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國人）又蜂擁地要來向我們摸底，拉關係。大人物不必說了，連在內地有工廠和房產的人，也要來瞭解共產黨的政策。給他們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見人，見人，則最好是見潘漢年。」

　　統戰工作與情報工作是整個革命鏈條中既有嚴格區別，又有密切聯繫的兩個環節。統戰工作是以公開或半公開的形式進行的；而情報工作則是完全隱蔽的。正因為這樣，統戰工作往往要依靠情報系統才能深入進行；而情報的來源又往往需要通過統戰的渠道才能獲得。在香港兩年半裡，潘漢年一手抓統戰工作，一手抓情報工作，並將兩者有機地協調起來、統一起來，一舉兩得，成績斐然。

　　策動國民黨資源委員會起義，是潘漢年將統戰、情報工作有機地協調統一起來的一個成功例子。該委員會是一個管轄著龐大資產的國民黨政府的部級機構，經營範圍包括全國的煤炭、鋼鐵、石油、有色金屬、機械、化工、電力、水泥、造紙等。日本投降後，資委會接收了日偽有關企業並改組成立了100個總公司或總機構，生產單位多達1000個，各種員工多達六七十萬，其中各類技術管理人才有二、三萬人。資委會委員長原為錢昌照，他是江蘇常熟人，曾先後求讀于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回國後擔任過南京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次長。「他和黃郛是連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灝是冤家，和CC系是對頭，和宋子文有相當的關係。」抗戰勝利後，他受到翁文灝及CC系的排擠和打擊，由資委會委員長一變而為顧問，但仍在該委員會有很大的影響和號召力。錢的繼任先是翁文灝，翁於1948年5月改任行政院長後，則由著名的科學技術專家孫越琦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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