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潘漢年傳奇 | 上頁 下頁
七四


  在「上下古今」中,還有一篇屬文藝評論文,即《郁達夫的生與死》,潘漢年以簡煉的語言,評述了郁達夫的成名小說《沉淪》,指出這部小說「是寫實的表現了都市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兩重壓力下的苦悶、傷感,以及在沒有集體的武裝反抗以前,知識分子那種熱情奔放受到抑制而趨於頹廢的悲哀」。潘漢年認為,當時這篇小說「不僅在新文學的園地上成為一朵嬌豔的鮮花,確實曾經有力的鼓動了青年憎恨帝國主義及舊社會、舊家庭」,對《沉淪》發表了獨特的見解。

  當然,此文還不僅僅限於文藝評論。文中,潘漢年追憶了他與郁達夫10多年前相見于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高長興老酒店裡的情景,對郁達夫作了如下真切的記述:「他穿著寬大的長袍,靜坐在四方桌子的一端,手裡捏著煙捲,一手端著酒杯,兩隻半張半闔的細小眼睛,老那麼迷惘著向半空裡找尋點什麼。」

  潘漢年進而回憶了郁達夫生前的種種:雖然「舊的民族文化、舊的人文主義不僅影響了他的思想,個人主義的生活意識,未能蛻化淨盡,因此也限制了他的發展,始終徘徊於『五四』階段」。但是,他「始終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是一個半殖民地雙重壓迫下的才氣橫溢的詩人」,「是貫徹了『五四』精神的一個作家、鬥士」,結果依然為民族而犧牲。潘漢年堅定地指出:「我們相信,往後中華民族苦鬥過程中,郁達夫與聞一多的鮮血,將浸潤培植民主的鮮花;難免的,我們後死者還要繼續郁、聞而支付重大的血債。」這既是一篇文藝評論,又是一篇對郁達夫的回憶紀念文章,更是一篇充滿激情的戰鬥檄文。

  在「上下古今」中,也有一鱗半爪有關潘漢年個人活動的史料。除上述他與郁達夫在四馬路高長興老酒店交杯暢飲,共商文壇之事外,在《東北三寶》一文中,潘漢年提到西安事變前,他在上海遇著杜重遠,「開始談一陣國家大事,一轉轉到淪陷了的白山黑水,最後就扯到東北三寶,他津津有味向我解釋了一陣」;西安事變之後,潘又去西安,與東北籍劉多荃將軍及「一位黃埔出身的某參謀」,共聚會于劉的寓所等情節。這些情節為我們研究西安事變前後潘漢年的思想、活動,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誠如潘漢年在《上下古今·題解》中強調的,他在這個專欄下所寫的東西,是「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隨筆」,內容很多,涉及面很廣。但是,在這數十篇文字中間,卻洋溢著強烈的時代氣息,愛憎分明的戰鬥精神,體現了他博聞強記的橫溢才氣。與三十年代雜文相比,更多了些思想理論上的深度,隱喻暗諷的「曲筆」,反映了他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和鬥爭藝術更趨老練。

  三、香港兩年半

  從1946年夏天國民黨軍進攻中原解放區開始,國內局勢急劇惡化。國民黨軍隊從一連串的軍事攻勢中,搶佔了東北的四平街、長春等戰略要地。9、10月間,又先後佔領了張家口、安東和蘇北以及山東的大片土地,國共和平談判之門已被堵死,全面內戰的幕布已被拉開。在這種情況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一面在南京、上海分別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國民黨破壞和談、挑起內戰的陰謀,一面做好應變和撤退的準備,周密細緻地部署好國統區的各項工作。

  根據周恩來的部署和安排,中共在上海和南京的幹部大部分轉入地下;一部分撤回延安和各解放區;一部分則到香港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周恩來讓潘漢年去香港,交給他的任務是:加強在香港的情報活動;對各民主黨派在香港的上層人士進行統戰工作;參加香港地方黨的有關工作方針、政策的研討和情況彙報等工作。

  10月30日,潘漢年與他的「老搭檔」夏衍一起飛抵香港。潘漢年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離開香港後,至今已整整5年了。在這5年裡,香港曾被日軍佔領了3年8個月。日本投降後,它又恢復了英國殖民地的地位。作為一個「自由港」,它容納了各種勢力和各類人物。除英國的殖民統治機構外,還有美國和蘇聯的情報機構;有國民黨的特務機構;有在國統區無法活動的民主人士以及他們的各種團體、組織。中共在香港的工作自抗戰勝利之後逐步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潘漢年等奉命來港,正是為了加強這裡的工作。

  到香港之後,潘漢年即與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方方、林平、饒章風、連貫等接上了關係。翌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國統區黨組織,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潘漢年被任命為香港分局成員,主要負責同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人士的聯繫,開展統戰工作。

  1947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和國民黨統治的迅速崩潰,留在國統區的各民主黨派和其他愛國人士從內地、上海陸續撤退到香港。他們紛紛向中共靠攏,希望取得與中共的合作,取得中共的支持與幫助。與此同時,國民黨內的一些達官顯貴,以及國統區一些富商大賈,也開始流亡香港,以便應付時局的變化,為自己留條後路。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的各類特工機關,更加緊了活動,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想用恫嚇、綁架,甚至暗殺的手段,對民主愛國人士進行打擊、報復,阻止他們靠攏人民的正義行動。

  香港的局勢越來越複雜了,這對潘漢年的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和新的要求。

  對轉移到香港的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對其中的主要領導人,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幫助他們在港建立機構、開展活動,是潘漢年的職責。在這期間,潘漢年先後會見了何香凝、李濟深、彭澤民、馬敘倫、許寶駒、陳此生、郭沫若、沈鈞儒、章乃器、薩空了等人,同他們進行磋商,聽取他們的意見,幫助他們開展組織活動。在潘漢年的具體指導之下,「民盟」、「民革」、「民進」、「民促」、「九三學社」、「致公黨」等,都在香港開過代表大會,並在中共主辦的香港《華商報》上發表了對於時局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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