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76)_學達書庫

七六

　　1948年8、9月間，懷著對蔣介石反動統治強烈不滿情緒的錢昌照，正準備赴英國講學。在他逗留香港期間，剛好遇上他的舊友、中共地下黨員、著名的電影導演張駿祥。錢向張評述了自己的境遇，表達對局勢的悲觀態度。張即將這一情況告知夏衍，夏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彙報。潘漢年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性，當即指示夏衍：這是一件大事，趕快通過張駿祥約錢昌照談談，盡可能勸他留下來，不要去英國，更不要去臺灣，將來可以為新中國建設服務。與此同時，潘漢年又將這件事向中央作了彙報，請示對錢昌照的工作方針。不到一星期，潘漢年收到周恩來的回電，電文指示他們勸錢昌照留在香港，並明確指出，為了新中國的建設，我們希望資源委員會的工程技術人員都留在大陸，為祖國服務。經過工作，這位委員長終於下決心選擇了自己的方向，為資委會成功起義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在這之後不久，潘漢年又從情報系統獲得了有關資委會現任委員長孫越琦的動態。孫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實業家，是年10月，他在南京召開了資委會本部至重要企業主要負責人會議。會上，他談了中共在解放鞍鋼後重視知識分子的事例，要求大家今後堅守崗位，保護財產。會後，資委會財務總負責人季樹農找到潘部留在上海的情報人員，也是他的堂侄季崇威，向他談了十月會議的情況，季向劉人壽作了彙報，劉即將這一情況轉報了潘漢年，潘對此作了有關指示。此後，潘漢年又在香港會見了資委會負責人，與他們進行了懇切的談話，鼓勵他們爭取起義，並與他們一起討論了如何對待國民黨的搬遷措施。

　　後來，孫越琦等就這樣硬頂軟拖，終於使起義獲得了成功，將資委會的全部財產和檔案完整地交給了人民政府。當蔣介石得知資委會所屬在南京的五大工廠一個也沒有遷走，全部留給中共時，曾長歎一聲，狠狠地說：「孫越琦拆爛汙！他不遷廠，又騙了我的錢（指搬遷費）唉！」爭取上海海關副總稅務司長丁貴堂起義，是潘漢年將統戰、情報工作有機協調統一起來的又一個成功的例子。丁是舊中國很有名望的海關高級知識分子和高級政府官員，他在舊海關工作了30多年，但一向堅持中國人的立場，從不卑躬屈膝，委屈求全。「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海關發動愛國捐獻運動，給十九路軍、東北義勇軍以及馮玉祥、吉鴻昌等華北抗日部隊以大量經濟援助；1937年，他積極參與了中共領導的反對日本接管海關的「護關」鬥爭。上海淪陷後不為日偽所誘惑，不畏強暴，始終保持了民族氣節。期間，他曾動員海關職員，從海關同仁基金會中撥款2萬元，支援新四軍的抗日鬥爭。

　　1948年底，淮海戰役業已結束，人民解放軍兵臨長江北岸，國民黨軍政人員紛紛逃往臺灣，舊海關人員人心惶惶，特別是高級華員都看著丁貴堂的行動，以抉擇去留。就在這時，丁毅然派他的外甥陳瓊瓚去香港找夏衍，瞭解共產黨的政策。夏衍瞭解到丁在海關很有威信，而且為人正直，只要丁下決心，起義是完全有把握的，便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報告。據夏衍回憶，潘漢年聽後喜出望外，說這是一筆「意外之財」，於是當天就向中央請示，並得到周恩來的明確指示：只要把全部檔案和物資保留下來，上海解放後仍由丁貴堂任關長，起義幹部職工原職原薪不變。這樣，事情就很快解決了。

　　後來，丁貴堂又與中共代表李正文等正式接洽，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和支持下，勝利完成了上海海關起義，完整地保留了100多年的檔案和一筆可觀的庫存，特別是保留了許許多多愛國的有經驗的職工幹部，為新中國的海關事業作出了貢獻。潘漢年以統戰、情報雙管齊下的策略，開展爭取和策反工作，遠不止上述兩件事情。比如國民黨政府所屬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香港員工的起義，也主要是通過潘漢年情報系統做工作的。「兩航」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民航機構，不僅擁有大小飛機近百架以及其他巨大資產，而且掌握著蔣介石的空中交通的命脈，被稱之為國民黨「天之驕子」中的「驕中之驕」。抗戰勝利後，中共通過各種渠道，做「兩航」的工作，潘漢年一開始就參與此事。1946年，潘漢年通過中航業務課長何鳳元等開始做中航上層領導工作。解放戰爭後期，潘漢年在周恩來的親自指導下，與李克農等進行了大量細緻周密的起義準備工作。「兩航」後來在其負責人劉敬宜、陳卓林帶領下，在香港宣佈起義，並取得成功。這件事不僅給國民黨政府以沉重打擊，而且為新中國航空事業的建設起了重要的作用。

　　又如1948年12月16日，國民黨空軍直屬第八大隊中尉飛行員俞勃駕駛B24式重型轟炸機在南京起義，駕機飛往石家莊解放區。這次起義是由中共南京市委的地下黨組織策劃，通過潘漢年領導的情報系統協助，由上海的秘密電臺進行一系列聯絡後舉行的。這是第一架從國民黨首府起義的飛機，對國民黨震動很大。尤其是俞勃起義前幾個小時，蔣介石還親自為包括俞勃在內的幾十名空軍飛行員進行了晉級授勳儀式，誰知俞勃竟是一名中共秘密黨員，還策反了另外3名機組人員一同起義，難怪蔣介石知道這一消息後，氣得直歎氣。

　　在這一時期，潘漢年還通過他的情報系統，先後與桂系首領黃紹竑、粵系首領黃琪翔、滇系首領龍雲等會面，做他們的工作，向他們介紹中共的統戰政策，鼓勵他們與蔣介石決裂，並取得成效。另外，潘的情報系統甚至還開展了對湯恩伯、孫科、杜月笙等的統戰工作，由於種種原因，雖然沒有結果，但潘漢年為此奔波所付出的心血，所作出的貢獻，均已載入了中國革命的史冊。

　　解放戰爭後期，由於中共在香港的一部分負責幹部如林平奉調東江根據地，章　漢夫、連貫則北上天津，潘漢年實際上成了中共在香港的最高領導人。這樣，他肩負的擔子更重了，工作也越來越繁忙，正如夏衍所說：「假如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時間來折算的話，那麼，這兩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五年的工作。」

　　最繁重的工作莫過於護送各民主黨派人士去解放區這件事。

　　1948年4、5月間，中共中央根據戰爭發展的整個形勢，為了徹底推翻蔣介石政權，加速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發出了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5月1日，毛澤東致電「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提出先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希望「民革」、「民盟」與中共共策此事。毛澤東在電報中建議由「民革」、「民盟」和中國共產黨「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聲明，以為號召」，並表示他將委託潘漢年把他所起草的聯合聲明草案「進謁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請漢年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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