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73)_學達書庫

七三

　　如果說，國民黨腐敗沒落的反動統治早已失掉了人心的話，那麼國民黨在美國人的支持下積極發動內戰則進一步推進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自己的滅亡。潘漢年在「上下古今」中對美國人出錢出槍，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侵略行徑和蔣介石拍賣國家主權，以換取美國人支持的醜惡行徑進行了有力的披露；對美帝國主義的虛偽說教進行了淋漓盡致的駁斥。在《舊調重彈》等雜文中，潘漢年以近代中國血淚斑斑的歷史，諷刺了美軍霍華德中將鼓吹的美軍駐華是為了「保護美人生命財產」的謊言，指出自鴉片戰爭以來，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七·七」事變，「友邦軍隊開入中華，沒有一次不是告訴我們為的是保護友邦人士的生命財產」，霍華德的話，完全是「舊調重彈」，「並無新刺激」。

　　在《駱駝·象·牛》一文中，潘漢年怒斥了美國「盟友」的險惡用心，當他們看見牧童騎牛背，就感到高興，「居然認為中國前途頗有希望」，潘漢年寫道：「美國飛機毫無拘束的飛翔中國天空，美國的坦克、戰車、吉普馳騁于中國原野，火箭炮、細菌彈……最新式的殺人武器，正在幫助中國內戰的廣大土地上發展著，可是中國農民的穿著破爛、赤足肮髒、牧童騎牛背……一切、一切依然如故，所謂『前途有希望』，是不是把牧童騎牛背的中國，可以升列為埃及、暹羅一般遊覽風景區？」在《笑話兩則》、《美化之路》等文中，潘漢年揭露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軍事干涉、文化侵略和經濟滲透以及借「門戶開放」之名，進行肆意掠奪的種種侵略罪行。在這類文字中，潘漢年還有一首題為《美國兵頌》的打油詩，全詩採用反語形式，每節開頭都冠以「美國兵頂好」這樣的句子，實際上是對美軍侵略罪行的血淚控訴：

　　美國兵頂好！
　　白白送來這麼多飛機，軍艦，大炮，
　　又把中國兵一個一個美式武裝周到；
　　不聽話的軍隊不投降也得討饒，
　　將逼得他們走投無路，歸不得老巢！

　　美國兵頂好！
　　帶來了這麼多美國貨——精又巧，
　　飛過海關，越過稅卡，
　　不用說，價格格外公道，
　　軍用罐頭，花旗蜜橘；
　　還有數不清的玻璃皮包，
　　山姆大叔真慷慨，
　　不管我們用得了用不了。

　　美國兵頂好！
　　大小吉普卡在中國滿地飛跑，
　　可惜咱們馬路窄又小，
　　再加上老伯姓走路蠢頭蠢腦，
　　每天撞死他幾個，
　　教訓教訓又何必客套？

　　美國侵略者的殘忍本質溢于潘漢年的字裡行間。

　　在「上下古今」中，潘漢年還用相當多的筆墨，針對這一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對民主愛國運動的鎮壓、摧殘，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在《筱快樂前車之鑒》一文中，潘漢年通過滑稽演員筱快樂「因為根據上海各報刊載的『怪現象』播唱，不僅失業，還要遭受更慘的遭遇」的風波，揭露了國民黨對進步文化的摧殘；在《非法用刑》一文中，潘漢年通過國民黨在南京、無錫一帶逮捕了一批所謂中共派遣的「孩子間諜」，其實是對一群蘇北難民的孩子所實行的高壓政策，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懼怕人民的本質，形容這個政權像一個神經衰弱者那樣已經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當然，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只是對和平民主的一種反動，並不能改變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國歷史上的焚書坑儒，偶語棄市，並沒有能夠挽救舊有的統治；俄國沙皇鎮壓社會動亂之嚴密與殘暴，制止不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興起，德意的秘密警察制度的森嚴和鎮壓反對派的殘酷，終於無法挽救法西斯統治的滅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到了『民不畏死』的地步，無論怎樣的重刑殺戮，是沒有辦法挽救舊有統治的存在。」

　　《左拉時代與聞一多》一文，是潘漢年看了電影《左拉傳》之後，聯想到聞一多、李公樸之死有感而發所寫。文中，潘漢年將「左拉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作比較，認為在「裁贓誣陷、法律的黑暗、權勢者的製造輿論、監視盯梢等方面遠甚于『左拉時代』」，「左拉的時代究竟比聞一多時代要好得多」。他寫道：「僅僅有一個詩人聞一多，為了民主運動的同道者李公樸被人暗殺，他曾大聲疾呼要繼承他的遺志，居然相隔未久，他也遭到暗殺，雖然激動了一時輿論，追悼會也開過了，紀念文字也過時了，而今而後，民主、自由的呼聲，一若寒蟬，前不見左拉的勝利，後不見李公樸的昭雪，我們只有聞一多倒在血泊裡的時代！嗚呼，左拉時代何在？」面對這樣一個鮮血淋漓的時代，潘漢年告誡讀者：要正視現實，要用戰鬥來抗爭黑暗的時代，迎接人類正義時代的誕生，如果一味「妄想左拉的勝利」，「也不過是和尚念經，超度眾生的把戲」而已。

　　在「上下古今」中，潘漢年還寫了《千古傷心文化人》、《書生薄命原同妾》、《此身只當從軍死》等三篇關於文化人的雜文。潘漢年以生動的文筆，描述了文化人的種類和特徵：「文化人」亦稱之為「書生」、「秀才」、「知識分子」，他們中間有張生跳牆、後花園私訂終身那種一見鍾情的書生；有「缺乏嚴肅鬥爭意識的知識分子」；有聞一多、李公樸那樣「一流人物」造反的秀才。潘認為雖然「昔之書生與今之文化人，似同而又不同」，「傷心」千古並非相同，而「殺人無力求人懶」的特徵，「確是不分今古的典型」。他指出，現在許多文化人「傷心」的程度比昔日更為「嚴重」，他們要想改變「生活奇窘」的狀況，就得「上可以做官，下可以當走卒」，這樣「傷心二字便與他無緣」。

　　不過，大多數文化人因為「自怨自艾」，並未乞憐於人，而終於被人可憐。他們處在「官」與「民」之間，不上不下，因此兩面不討好，加之他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殺人無力求人懶」，所以在社會上「敝屣不如」、「薄命原同妾」，於是乎不得不千古傷心了。這裡，潘漢年既對舊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的處境表示深切的同情，對他們本身的弱點以及「文化人」的種種陋習，給予懇切的批評，並引導他們投身於革命的洪流，鼓勵他們「代表大多數的苦難者，勇於揭穿站在那社會尖巔的少數者的假臉具」。當然，潘漢年的用意，更多的還在於對反動派壓迫、迫害文化人的暴行進行無情的鞭撻。他尖銳指出，當文化人一旦不用「自怨自艾」代表大多數苦難者，「而勇於面對社會尖巔的少數人作搏鬥時」，就會「照顧你、不能放任你，以至最後收拾你」，「現在的聞一多吃子彈，正因為他們已經走出了『自憐』『乞憐』的小圈子，於是被忠實於『國魂』之道的血手所『照顧』而『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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