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69)_學達書庫

六九

　　這是潘漢年第三次到延安。報到後，潘被安排在楊家嶺，和許多中央領導人住在一起，董慧則分配到棗園中社部工作。此時，延安中樞機關正在楊家嶺召開六屆七中全會。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對黨的歷史經驗作出全面的總結，討論通過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為黨的「七大」的召開做好準備。由於會議採取會內會外相結合的辦法，時開時停，因此從1944年5月21日開幕後，至潘漢年到達此地時，這次會議尚在進行之中。潘漢年一到延安，就參與了對黨的《決議》的座談討論，特別是對會議討論的城市工作問題和會議通過的《組織城市工作委員會的決定》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潘漢年作為黨的全會的一名正式代表，應邀出席「七大」，理應感到高興，但無論是參加討論，還是參加什麼別的工作，甚至在與董慧單獨相處時，潘漢年總是心事重重，情緒憂鬱，這其中原因，除對饒漱石的小報告有所耳聞之外，主要還是在南京會見汪精衛一事所留下的心病。這件兩年前發生的原本可以說清楚，並且可以力爭組織上正確處理的事情，一直被他隱瞞了下來，甚至一誤再誤。

　　還在赴延安之前，潘漢年是有心要向黨中央，特別是當面向毛澤東說清楚這件事情的。「行吟延水須無悲」，就表達了他當時的心情。但到了延安之後，「他又沒有迅速抓住時機，痛痛快快一吐了事，而是瞻前顧後，察言觀色，猶豫等待，欲說還休。」結果，又錯過了最後一次根治自己心病的機會。那是潘漢年住到楊家嶺之後不久，有一天他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正在看文件，見潘漢年進來，高興地離開座位，與潘親切握手，並從旁邊的書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給潘，他自己也舉起一杯祝賀潘漢年工作的勝利。潘知道毛澤東向來煙不離手，但無喝酒的嗜好，與他舉杯同飲，足見毛澤東當時是何等的高興！毛澤東還一再強調對潘是信任的，對潘的工作是瞭解和肯定的，並囑他不要受流言蜚語的影響。看到毛澤東對自己如此親切而熱情，又如此信任和關懷，潘漢年把說到嘴邊的話又咽了下去。據唐瑜回憶，1963年潘假釋後在唐瑜家談及此事時，潘漢年直率地告訴他，是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愛面子和個人英雄主義使他痛失了這樣一次坦露心跡的機會，他深深感到後悔。

　　事實上，毛澤東當時對潘漢年所說的話是有所指的。毛針對饒漱石的小報告，暗示中央對此是不信任的。饒根據敵佔區傳來的風言風語，認為潘在上海與袁殊、李士群等打交道可能有問題，加之潘在根據地搞所謂「自由主義」、「小廣播」等，借此給中央打「小報告」，以便借中央之手整一整潘漢年。但中央在分析了饒漱石的告狀材料後，不僅沒有對潘漢年有所懷疑，相反認為這是饒漱石不瞭解情況所致。同時，中央又得到了從重慶方面傳來的情報，國民黨特務機關宣傳延安派李富春到南京與日偽勾結；宣傳華中局派了潘漢年到南京談判並見過汪精衛等。中央審查了這些情報，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為他們在政治上攻擊共產黨所製造的謠言。因為延安派李富春去南京與日偽勾結，這純屬子虛烏有；至於潘漢年與汪精衛會見之說，中央既未得到潘本人的報告，因此斷定這也是國民黨特務的造謠誣衊。毛澤東囑他不要受流言蜚語的影響，就是指這件事。

　　1945年2月23日，就在潘漢年與毛澤東談話之後不久，中央向華中局饒漱石本人發去一封由毛澤東批發，由劉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的電報，全文如下：

　　「饒：

　　（一）漢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時，中社部曾要他設法爭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敵偽特務機關內為我方作情報工作。香港淪陷漢年到滬後，潘曾經過袁殊關係與李士群在上海會面一次，進行過爭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後潘均電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當時上海党負責同志劉曉也知道的。以後潘由滬撤至華中時，華中局決定派遣他到南京與李第二次會面，此事你們都曉得。至於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並見過汪精衛等等，完全是造謠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過程中，漢年也絕無可懷疑之處，相反的還得到了許多成績。這類工作今後還要放手去作，此次漢年來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釋清楚。

　　（二）劉曉、漢年由滬撤退至華中時，確系利用李士群、徐漢光（即劉毅）的關係作過掩護，當劉曉到延安後即向中央講了敵後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敵偽關係，許多華中幹部由彰德至集總，也是如此。

　　（三）國民黨中統局經常製造謠言說延安派李富春、華中局派潘漢年到南京與敵偽勾結，又常造謠說漢年已被華中局扣押，極盡造謠挑撥之技，望告情報系統的同志千萬勿聽信此種謠言致中敵人奸計。」

　　中央的認真解釋，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大肆宣傳，饒漱石的背後指控，而潘漢年自己又好像真的心裡有鬼似的「秘而不宣」、「守口如瓶」，於是，事情顯然變得複雜化了。潘漢年「心病」未除，反倒增添了新的煩惱。他懷著極為複雜的心情參加了「七大」。

　　「七大」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已經不再有人懷疑了。德、意法西斯正面臨著投降還是滅亡的選擇；日本侵略者也已走進了回天乏術的死胡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近8年的艱苦奮鬥，終於送走了「黎明前的黑夜」，迎來了抗戰勝利的曙光。在這樣的形勢之下，為了迎接抗戰的勝利，並且使這一勝利變為人民的勝利，為了進一步動員和領導全國人民最後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了這次大會。會議有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著121萬黨員。這是中共歷史上最圓滿最盛大的一次全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制定了党奪取抗戰勝利的政治路線，決定了党在抗戰勝利後的中心任務和鬥爭策略，修改了党的章程，選舉了党的領導機關。

　　潘漢年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他聆聽了毛澤東《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和《愚公移山》的閉幕詞，特別是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的組織報告、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以及周恩來的《論統一戰線》的重要講話，受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他為會議團結、勝利的氣氛所感染、所鼓舞，也為黨制定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所激勵，他似乎忘卻了自己的心病，將自己的煩惱暫時丟到了一旁。

　　「七大」之後，潘漢年因未能當選為中央委員，因此不能不離開中社部的核心領導崗位。他僅僅被推舉為由周恩來任主任的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他除了參與該會幾次活動外，還在中社部作過港滬工作的專題報告。這幾個月，對潘漢年來說，似乎是一個「閒職」人員。劇烈變動的時局，使得潘漢年來不及過多地考慮自己的榮辱得失，又投入了一場新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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