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52)_學達書庫

五二

　　當然，《救亡日報》畢竟是當時國共合作的產物，作為該報的始作俑者及其兩黨的主要牽線人，潘漢年與潘公展，都在這份報紙上發表過有關文章，「國共二潘，競相宣傳」，不料事隔20年之後，當潘漢年被打成「內奸」、「反革命」時，有人居然揭發共產黨的潘漢年與國民黨的潘公展一唱一和，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真是冤哉！枉哉！

　　除《救亡日報》之外，潘漢年還經常與鄒韜奮主編的《抗戰三日刊》、金仲華主編的《世界知識》，以及《救亡週刊》、《戰時聯合旬刊》、《抵抗》、《讀書》、《朋友》等抗日救亡的報刊發生聯繫，指導工作。並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撰寫了大量的政論性文章。據有的學者統計，從1937年8月底至11月，潘漢年至少發表了24篇文章，平均每3天寫一篇。抗戰開始後，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一條全面抗戰的路線。中國共產黨認為，抗戰是全國民眾當時最高的利益所在，是全國民眾為爭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的神聖事業。因此，中國共產黨主張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即人民戰爭的路線，使抗日戰爭成為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但國民黨不同，國民黨雖然改變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實行了由不抵抗主義到比較努力抗戰的轉變，在抗戰初期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抗戰態度，但出於一黨一派的私刊，從保護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出發，實行了一條片面抗戰路線，對人民群眾的抗日運動作了種種限制，甚至解散群眾的抗日團體、解除群眾的抗日武裝，壓制日益高漲的群眾抗日怒濤，主張由國民政府和軍隊包辦抗日。

　　對此，潘漢年在發表的文章中反復說明抗日戰爭是一場「民眾的解放戰爭」，認為「民眾的解放戰爭，必須有全國民眾的參加，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現代戰爭不能依靠單純的軍事力量，必須從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來決勝負」，「特別是被壓迫民族，它的武器是決不可能具備得像侵略國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單獨依靠軍事力量來進行反抗侵略者的戰爭；它只有儘量的把自己的特點，與全民族的政治力量發揮起來，去補救軍事上的缺陷」。潘漢年認為，我們與敵人相比，在經濟、交通、軍事設備等方面，無可諱言是落後的，「然而我們有全民族的民眾力量，只要去發動他們，組織他們，信任他們，敵人的優良武器將失去其效力」。但令人遺憾的是，抗戰以來，政治動員的基點未能確立，群眾動員的基本問題未能解決，其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殘餘的包辦思想與包而不辦的現象依然存在著」；「對於動員群眾的領導方針，依然停留在消極方面」，「惟恐農工組織發展，不易控制」的觀點還有相當大的市場；不尊重民意，「不給人民以民主權利」，「沒有重視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政治領導」，沒有採取「保障與改善群眾生活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實施辦法」，加之貪官污吏的「搜刮、剝削、敲詐……」壓抑了群眾的積極性，阻止了全民抗戰的發動。

　　那麼，如何才能發動全國民眾投身到「全面抗戰」中去呢？怎樣才能稱得上是「全面抗戰」呢？潘漢年認為除實行全國性的軍事動員之外，還有下述各項：一是「看政府是否徹底開放群眾運動，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許人民有組織一切抗日團體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動組織自己的工會，准許工人在工會中討論與解決工人階級自己的利益」，「農民可以自動組織農會，准許農民討論與解決大多數農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廣泛的武裝人民，准許他們參加戰爭」。三是「沒收日帝國主義在華財產，沒收漢奸財產」，「提倡國貨，及其他一切有利於政府抗戰的財政經濟政策」。四是實行「減租減稅，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項設施」。五是「對日絕交，確立自動自主的外交路線」，「聯合有實際幫助我們抗戰到底的一切友好國家，聯合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進行國民外交，發動各國人民對我抗戰的同情援助」。六是「准許一切抗日救國言論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學生，訓練教育抗日救國各種青年幹部，及其他戰時文化教育」。潘漢年指出，只有實現上述各項，方能稱為「全面抗戰」，方能「完成抗戰的徹底勝利」。這些論述，體現了中共實行全面抗戰路線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的精神實質。對於上海各界人民進一步瞭解中共的政治主張，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起到了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潘漢年的這些政論文章，還敏銳地涉及了當時有關抗戰的一些重大問題，因而具有極強的針對性。

　　針對抗戰初期，群眾需要認清形勢，認識全面抗戰的必要性和抗戰能否取得勝利等問題，潘漢年在《九·一八六周年紀念》、《從辛亥以來的抗日運動到今年的全民抗戰》、《動員民眾保障抗戰的勝利》等文章中，反復強調中華民族面對日本瘋狂的侵華戰爭，已「在和平團結的基礎上，正展開舉國一致抗日救國，進行全民抗戰的民族解放的戰爭，來回答日寇滅亡全中國的侵略」。潘漢年指出，全面抗戰爆發以來，全國不分黨派，集中國力，剷除漢奸，在堅決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下，全面的展開『給打擊者以打擊』的抗戰」，以中華民族堅強的「抗日意識」和英勇的「抗日戰意」，「更加鞏固的團結，動員組織全國的力量，以『犧牲到底』的決心」，在全世界面前，「表示著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是不可戰勝的力量」。這些言論，幫助群眾認識到全面抗戰的必要性和最後勝利的必然性，增強了勝利的信心。

　　針對抗戰初期一些人所存在的「唯武力的抗戰觀」，潘漢年在《動員民眾保障抗戰的勝利》等文章中，反復說明唯武力論是沒有根據的，完全應該加以糾正。「自然，我們不否認武力的重要，我們沒有武力就根本談不上抗戰」，「可是我們的抗戰，並不要等到飛機大炮的數量超過敵人的或與敵人相等的時候才發動，也不要把全部抗戰的責任擺在軍隊的肩膀上」。「因為我們的抗戰力量，除了飛機大炮外，還有將士的敵愾同仇心來運用勝算的戰術與戰略，除了軍隊，還有無數的民眾，但是唯武器論者看不見這些，看不見那蘊藏著的偉大力量。」潘漢年以抗戰的實績為例，證明敵人炮火並不足怕，「因為敵人師出無名，兵不願戰，雖有優越的武器，決不能抵擋我迎彈抗戰的雄師」。

　　8月下旬，當抗戰獲得小勝時，社會上又出現了一股輕敵的思潮。潘漢年即著文指出：「我們目前在軍事上看，雖然抵住了敵人的進攻，但決不能輕敵。我們唯一的力量，只有持久抗戰的決心，因此不能不積極地廣泛地開展民眾運動，和軍事行動配合起來。」潘漢年認為，對抗戰的整個形勢要作冷靜的分析，雖然「前線的戰士們，衝鋒陷陣，捷報頻傳，但是後方的民眾運動顯然還沒有和軍事行動配合著並進」，在這種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暫時勝利，也是很可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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