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53)_學達書庫

五三

　　10月間，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主要討論解決中日戰爭問題，國民黨當局寄希望于英美等西方列強，幻想利用這次會議「對暴日有一手嚴厲的制裁」，以結束日本的侵華戰爭。對此，潘漢年發表了《提高民族的警覺性》、《艱苦的任務》等文章，警告那些「熱望九國公約會議的同胞們」，不要被那種「似雲似霧」的「停戰妥協」的「不良空氣」所迷惑，要「提高民族的警覺性」，要認識到「這次抗戰，是我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不是戰勝殘暴的侵略者，便是侵略者消滅了我們，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因此絕對不可抱任何幻想，「堅決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抗戰到底，「最後的勝利是屬中華」。

　　潘漢年的這些政論文，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既堅持了愛憎分明的原則立場，又十分講究鬥爭的策略。對敵人，對日本侵略者及其漢奸賣國賊，潘漢年將筆作為匕首和投槍，對其進行無情鞭撻和嚴厲譴責。在《辛亥以來的抗日運動到今年的全民抗戰》一文中，潘漢年指出，「二十六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壓迫與侵略，難道還不明顯的表現出窮凶極惡的對於中華民族的領土掠奪破壞行政主權的完整、併吞全中國的毒計嗎？」

　　在其他文章裡，潘漢年常常用「暴日」、「日寇」、「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野蠻殘暴的軍事侵略」、「狼心狗肺的漢奸賣國賊」、「罪當處死的漢奸」等字眼譴責日本侵略者及其幫兇；對友軍、對蔣介石政府，則提出善意的批評建議，如對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以正面闡述中共的全面抗戰路線，來否認國民黨的片面路線；以建議對全民族抗戰的政治動員，發動廣泛的遊擊戰爭等來批評國民黨包辦抗日和包而不辦的錯誤做法；對蔣介石、國民政府抗戰初期提出的一些正確口號，多次引用于文章之中，表示擁護；對於廣大民眾，則給予懇切的宣傳教育，促其覺悟，引導他們投身於民族戰爭，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而奮鬥；對於自己的軍隊——抗戰中的八路軍，潘漢年則給予充分的肯定。

　　1937年11月，他在《良友畫報》第131期上發表了《對日抗戰中的第八路軍》，介紹了八路軍開入山西抗戰，「由於他們將士的英勇善戰，已經好幾次給了暴敵嚴重打擊，特別是平型關一役，勝利的轉變了晉北的戰局」。那麼，「他們究竟為什麼能夠一鳴驚人？」潘漢年指出，「八路軍雖無神秘可言，確有出奇之處的原因」。潘漢年總結了八路軍的三個特點：「（一）有堅強的民族意識，與抗戰的政治自覺；（二）官長與士兵打成一片；（三）軍隊與人民打成一片。」此外，他們還「經常的運用那有系統而嚴密深入的政治工作」，「形成了這樣一支精銳的無數不怕犧牲不避艱難的幹部」，「採取持久的攻勢防禦運動戰」，特別是發動廣大群眾，「武裝他們，在敵人的兩側翼和後方，進行廣泛的遊擊戰爭」等等。這是中共在國統區最早最全面宣傳八路軍的一篇文章。

　　潘漢年對八路軍的宣傳，還有一個重要的意圖，就是爭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特別是物質方面的援助。當時，他以「八辦」主任的身份，不僅通過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的幫助，向上海各界募集了大批物資，支援八路軍，甚至把工作做到了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那裡抗戰後，杜月笙出任國民黨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席。1937年10月28日，潘漢年以「八辦」主任的名義，致函杜月笙，說明八路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已迭予日寇重創」，但因為「經費限制，防毒裝備缺乏」，「渴望後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後的第二天，立即召開抗敵後援會主席團會議，討論捐贈防毒面具一事。會議通過決議，同意將價值1．6萬元的1000具剛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捐贈給八路軍將士使用。會後，主席團通過後援會下屬的技術委員會和慰勞委員會共同承辦此事，具體落實。

　　正是在兩辦主任期間，潘漢年戰鬥在抗日救亡運動的第一線，把宣傳教育工作、上層統戰工作和對國民的團結爭取工作與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密切地結合起來，不僅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陣地，推動了這一運動的發展，而且有效地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政治影響，贏得了各界人士和廣大民眾的信任和支持。

　　五、撤離「孤島」

　　正當潘漢年為國共合作奔波，為民族抗戰呐喊，為黨的事業嘔心瀝血之際，淞滬戰場戰局迅速發生逆轉。1937年11月初，日軍從杭州灣北岸登陸，使淞滬戰場中國軍隊完全處於腹背受敵的狀態。8日晚，松江陷入敵手，三天之後，11月11日午夜，浦東和南市守軍奉命撤退。12日，上海市除租界外全部淪陷。

　　被時人稱之為「國中之國」的上海租界，包括北自蘇州河，南至肇嘉浜，東臨黃浦江，西靠法華路（今新華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法租界和大部分公共租界地區。儘管日本侵略者對此地早已垂涎三尺，但礙於當時日本政府尚未向英美法各國宣戰，暫時還不便貿然進兵。由於上述地區的四周，已全部落入敵人的魔爪，租界成了一座「孤島」。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政府公開向英美等國宣戰，租界才被日軍佔領，「孤島也一併成為淪陷區了」。早在上海淪陷之前，潘漢年及其領導的八路軍上海辦事處，就已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開始全面安排上層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問題。

　　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沙千里、鬍子嬰等著名愛國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經潘漢年及八路軍辦事處一手經辦的。關於這一段經歷，夏衍曾經作了如下的敘述：「就在上海淪陷這一天，潘漢年要我到辦事處去，他和劉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鬍子嬰，還有兩位救國會的朋友談話，我參加了進去。只聽得鬍子嬰在說：『目標最大的，是沈老（鈞儒）和韜奮，日本人和漢奸是會下毒手的。』他們分明是在討論頭面人物從上海撤退的問題。因此，我也補了一句：『郭沫若是日本回來的，目標也不小。』劉少文拿來了前一天的《新聞報》查了一下到香港的客輪班期。從上海去香港的船，幾乎每天都有，為了保險一點，覺得法國郵船公司的『皇后號』比較適當，這是條三萬噸的豪華客輪，定于27日啟航。於是漢年立刻就決定趕快去訂船票，讓韜奮、沫若和他們的陪同人員先走。接著，漢年對沙千里和鬍子嬰說，救國會方面要撤退的人，請你們兩位和愈之商量，先決定名單，然後分批撤退。沙千里站起身來了，鬍子嬰忽然想起似的說，還有一位馬老先生、馬相伯，前幾天我去看過他，他說已經決定經廣西去安南，要我順便告訴你。他們走了之後，我把和潘公展的談話及我們的準備工作告訴了他，漢年說：『沫若得先走，但讓他一個人去香港也不好，你們的先遣隊（指夏衍領導的《救亡日報》）也趕快走吧。年輕人，坐小一點船也不要緊。』我問：『你們這個辦事處還能……』，他笑了：『當然辦不下去了，不過我們可以名亡實存，今後由少文負責。』劉少文接著說：『這個地方當然不行了，他走後，我們就撤離。』我問漢年：『我什麼時候走？』他說：『等上面決定了，我打電話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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