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51)_學達書庫

五一

　　為適應上海對敵鬥爭的需要，原中共駐上海辦事處旋即改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開展公開的對外活動。這時，辦事處的機關也從愛文義路（北京西路）移至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裡21號。

　　「八辦」成立之初，由李克農任主任，劉少文任秘書長。9月間，李克農調往南京辦事處工作，潘漢年接任「八辦」主任，劉少文仍任秘書長。除主任和秘書長之外，工作人員先後有向楓、孟進、柴子良、吳近芳、張紀恩、王維新等，他們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將「八辦」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七·七」事變之後，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以上海為中心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潘漢年與劉曉決定把党的重建與領導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密切結合起來，使黨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基礎在廣泛的群眾救亡活動中不斷擴大。7月中旬，首先在三人團下設工人工作委員會（簡稱「工委」）和群眾團體工作委員會（簡稱「群委」）。「工委」由書記林楓和委員吳仲超、馬純古3人組成，領導各產業部門的秘密黨團和支部；「群委」由王堯山任書記，沙文漢、王翰、王洞若、陳修良、彭柏山為委員，主要聯繫職業、文化、教育、學生、婦女界支部幹事會和各界救國會秘密黨團，加強對各界群眾救亡團體的領導。由於特殊的鬥爭環境，「八辦」與上海地下黨在組織上屬兩個系統，在具體工作中前者可以公開或半公開，後者則完全處於隱蔽狀態。於是，依靠了「八辦」與「群委」，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始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健康地發展，而上海地下黨組織也在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得到了恢復和重建。

　　抗戰初期，上海倖存下來的正式黨員不過數十人。但他們都是久經考驗的老同志。他們中的一些人長期被關押在國民黨的監獄裡。潘漢年通過各種渠道，掌握了他們的情況後，經與國民黨談判交涉，使大多數關押的同志獲釋。許多同志出獄後，首先找到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經過「八辦」的審查，然後按需要分配，一部分轉給劉曉，使上海地下黨的力量大為增強；還有一些同志則被送去延安或內地領導革命鬥爭。如潘漢年的堂兄潘梓年就是他通過與張沖的交涉，由張的秘書作保被釋放的。後潘梓年在周恩來的說服下，放棄了到革命根據地去的要求，與章漢夫等負責創辦中共在國統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並擔任該報的社長。

　　正是經過潘漢年、劉曉等共同努力，1937年11月初，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正式成立。劉曉任書記，潘漢年任副書記，旋即由劉長勝繼之，潘專任「八辦」主任。委員為王堯山、沙文漢、張愛萍、劉寧一等。不久，又先後成立了軍事運動、工人運動、職工運動、學生運動、基督教學校學生運動、教育界運動、文化界運動委員會，以及婦女工作、難民工作、近郊區工作、情報工作委員會，開闢了上海地下黨工作的新局面。

　　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保證了黨和上海各界群眾的密切聯繫，促進和推動了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健康發展，為日後上海革命鬥爭在党的正確領導下不斷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潘漢年在這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也已載入了革命鬥爭的光輝史冊。

　　四、《救亡日報》的開張

　　根據7月8日周恩來關於「要充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以文化界為基礎，搞好上層進步人士的統戰工作」的指示精神，潘漢年與劉曉等決定將原有的救國會及其所屬文化界各團體，擴大改組為救亡協會。

　　1937年7月28日，在潘漢年及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具體指導和幫助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簡稱「文協」），潘漢年與宋慶齡、蔡元培、胡愈之、張志讓等83人被推選為理事。以「文協」的成立為起點，各界救亡團體如「職協」（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銀聯」（上海銀錢業工餘聯誼會）、「華聯」（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海員同人俱樂部」等相繼成立。群眾救亡運動在党的領導下，得到了進一步的開展。

　　為了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拓展到更加廣闊的領域，潘漢年利用「八辦」主任的合法身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救亡日報》的開張，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文協」成立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潘漢年即通過該會宣傳部長、共產黨員汪光煥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提出出版《救亡日報》，但上海市黨部始而拒絕，繼而提出國共合作。對於國共合作，潘漢年表示同意，並就此事與潘公展進行了具體磋商。

　　潘公展此人，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親信人物，國民黨CC系骨幹分子。抗戰初期，潘公展擔任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局長，主管文化工作。因此，上海市「文協」成立時，潘也為83位理事之一。

　　為了保證《救亡日報》既能公開合法地出版，又不被國民黨所包辦，潘漢年在與潘公展見面之前，著重考慮了該報的人事安排，他與夏衍等商量後，決定由郭沫若出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並將這一打算向郭沫若交了底。

　　8月上旬，潘漢年約了郭沫若、夏衍一同前往浦東大樓潘公展的辦公室。按照夏衍的說法，這是10年來國共兩黨在上海這個地方「第一次公開對話」。雙方見面後，潘公展主動提出請郭沫若擔任《救亡日報》社社長。儘管潘公展對郭沫若的政治傾向了如指掌，《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篇著名的討蔣檄文，在國民黨上層人物中恐怕沒有一個沒有看過。因此，當郭沫若從日本回國，上海文化界在南市開會歡迎郭沫若的時候，潘公展還指使一些流氓特務前往搗亂。但此時，潘公展也看到國共合作抗日是大勢所趨，而郭沫若任社長，是理所當然、眾望所歸的事。因而他想先發制人，提出由郭沫若任社長。接著，潘公展提出，既然是國共合作辦報，就應該有兩位總編輯，兩位編輯部主任，經費由雙方負責，並提出了國民黨方面的具體人選。潘漢年知道潘公展的用意，為了避免報社的領導權為國民黨所掌握，便提出既然雙方都已推舉郭沫若任社長，那麼有關報社的其他工作人員，應由社長決定。

　　潘漢年這一意見合情合理，潘公展只好表示同意。當時，國民黨派往《救亡日報》的有樊仲雲、汪馥泉、周寒梅等人。樊與夏衍相識，他不是潘公展的嫡系，也不是有經驗的反共分子。因此，他對報紙幾乎是不負責任的，只在出版後幾天每晚八、九點鐘到編輯部來走一走，就算完成了任務。由於樊對抗戰缺乏信心，此後追隨汪精衛，落水當了漢奸。汪馥泉則是夏衍的中學同學，此人沒有多少政治見解，但每天來辦公，「要求供應他來回的車票，要求給他點香煙和茶葉等等」，夏衍他們都破例滿足了他的要求。至於周寒梅，夏衍稱他是一個「進行破壞的幕後人物」。他每天早晨到報社一次，向報販收報費，然後對夏衍說，今天銷了多少份，賣了多少錢，這樣辦下去肯定會賠本等等，對夏衍他們進行威脅。但夏衍他們並不氣餒，因為報社大部分編輯、記者、工作人員，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協」宣傳部根據潘漢年的意圖協商選定的。這就從事實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過合作辦報的途徑左右《救亡日報》的企圖，使報紙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人的手中。這樣，《救亡日報》也就成了中共首次在國統區獲得的一個公開合法的宣傳陣地，成了一個具有廣泛統一戰線性質的輿論喉舌。該報的編輯、撰稿人是當時雲集滬上的文化、教育、新聞、社會科學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增強了報紙的社會影響力，深受群眾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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