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48)_學達書庫

四八

　　再說潘漢年拜訪宋慶齡，為毛澤東傳遞信函之後，又秘密約見了時在滬上的著名社會活動家、救國會領袖章乃器、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向他們轉呈了毛澤東寫給他們的親筆信。信中對他們不久前在香港《生活日報》上發表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再次給予充分肯定：「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動，已經引起全國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使我們全體紅軍和蘇區人民對先生們發生無限的敬意！」毛澤東坦率地向他們說明：「要達到實際的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因此，我委託潘漢年同志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

　　毛澤東對章、沈、陶、鄒等人肝膽相照，潘漢年又敬長尊賢，善於統戰，使得救國會的這些精英人物進一步瞭解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主張。此後，他們更加活躍於抗日救亡運動的第一線，為推動國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與宋慶齡、沈鈞儒等交談聯繫的同時，潘漢年的心裡，一直惦記著病中的魯迅。還在1936年春末夏初，即潘漢年從莫斯科回國之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從赴蘇的同志那裡得到魯迅病重的消息，請求季米特洛夫出面邀請魯迅赴蘇聯療養。於是，「我們派了潘漢年從莫斯科到上海，委託他代表我們邀請魯迅偕同全家赴蘇，並擔負起組織這次旅行的責任。潘漢年是能夠完成如此艱巨複雜的任務的。潘漢年為他們啟程赴蘇做了一切必要的準備。然而，遺憾的很，魯迅的健康狀況不容許他作這樣的旅行」。

　　這是潘漢年從莫斯科回國途經上海時所做的事情。這次返滬，潘漢年聽說魯迅病情惡化，甚為焦急。他經常與馮雪峰等一起討論魯迅的治療方案，10月18日晚上，潘漢年與馮雪峰商定，於第二天請宋慶齡出面聘請名醫來為魯迅診治。不料第二天早晨5點多鐘，馮雪峰接到周建人電話，說情況很壞了。等他趕到魯迅家，魯迅卻於半個小時前猝然謝世了。馮雪峰立即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潘漢年，由潘電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一面發表《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一面對悼念魯迅的活動作了相當具體的佈置。幾天來，潘漢年與馮雪峰、胡愈之等頻頻開會，討論研究了中央的指示。

　　在潘漢年等協調下，由救國會主持，舉行了3天群眾性的悼念活動，組織了1萬多群眾前去瞻仰遺容。上海青年學生、工人、作家等各界人士六七千人為魯迅送葬。大家循著軍樂隊的哀樂聲，悲壯地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高呼：「魯迅先生精神不死！」「紀念魯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紀念魯迅先生，要打倒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紀念魯迅先生，要努力民族解放鬥爭！」莊嚴的送葬隊伍足足排成二裡多長，成為1936年下半年上海人民一次最大的抗日示威遊行。救國會主要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等都參加了這次送葬儀式，並在墓前作了簡短悲昂的演說，號召人們繼承魯迅精神，打倒帝國主義，完成民族革命任務，像魯迅那樣獻身民族解放鬥爭，至死不屈。潘漢年因工作關係，不便參加送葬儀式。但這次大規模的悼念活動，卻是他親自參予策劃和具體指導的。

　　一月之後，正當救國會這些精英人物奔走呼籲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積極推進抗日救亡活動的時候，國民黨當局於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史量才等七領袖，製造了「救國有罪」的「七君子冤獄」。可笑的是，在蘇州法院審問時，法官居然拿出潘漢年傳遞的那封毛澤東寫給章乃器等4人的信，作為「救國會」勾結共產黨的證據！而那次組織聲勢浩大的悼念魯迅的活動，當然又成了「救國會」「破壞」治安秩序，攻擊當局的「罪行」之一了。

　　此後，在長達8個月之久的營救活動中，潘漢年經常與宋慶齡保持聯繫，並親自到蘇州監獄去「探獄」，看望「七君子」，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們表示慰問，與「七君子」的家屬和律師磋商營救辦法。「七君子」于1937年「七·七」事變後獲釋，潘漢年又同辦事處秘書長劉少文一起看望沈鈞儒。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漢年表示：「我們和你們之間是心心相印的關係。」

　　潘漢年與宋慶齡、沈鈞儒等著名的愛國人士、社會賢達所結成的這種「心心相印」的關係，為中共和民眾之間架起了一座聯繫的橋樑，為全民族的合作抗日並最後取得勝利作出了貢獻。

　　二、接送王稼祥

　　1937年新春剛過，上海辦事處接到了中共中央來電，指示潘漢年接待從陝北來滬的王稼祥和賀誠兩同志，並安排他們由上海乘船赴蘇。

　　王稼祥，又名王稼薔，安徽省涇縣人，大革命初期赴蘇，先後求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1930年回國後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紅旗日報》和《實話報》總編輯，這年秋天，潘漢年從「文委」書記、「左聯」黨團書記任上調任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日報》上海地區總採訪，開始接受王稼祥指導。1931年4月王赴中央蘇區，潘則留上海並調往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夏，潘漢年奉命撤離上海進入中央蘇區時，王稼祥不幸在第四次反「圍剿」作戰中，為掩護身後的戰友，被敵機俯射打中右下腹。當時雖經全力搶救，但受戰爭環境和醫藥條件的限制，未能治癒。後來由於傷口化膿，只好住院治療。因此在蘇區時兩人幾乎沒有接觸。長征開始後，王稼祥的傷口經常發炎，流血流膿，腹部還插著一根四五寸長的管子，忍受著病痛的折磨。那時，他與毛澤東、張聞天等都因身體的原因，被編在幹部休養連。總政治部與幹部休養連相距很近，潘漢年常去那兒見毛澤東，也向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彙報工作，聽取指示。潘、王之間在這段時間接觸頗多。遵義會議後，潘離開長征隊伍赴蘇，王則繼續北上。到達陝北後，王稼祥身體一直未能康復，中央決定讓他去蘇聯治療，並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共的有關情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