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潘漢年傳奇 | 上頁 下頁 |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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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身二任的「八辦」主任 一、拜訪宋慶齡 1936年10月中旬,潘漢年是帶著雙重身份從陝北南下上海的。他既是中共中央同國民黨談判聯絡的全權代表,又是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組織上還安排馮雪峰作他的副手。不過,潘漢年的身份是半公開的,而馮雪峰卻是完全隱蔽的。 中共駐上海辦事處,是後來八路軍辦事處的前身,機關設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在國民黨內部特別是民主黨派人士中間,開展上層統戰工作。 潘主任走馬上任,隨即前往法租界莫利哀路29號宋慶齡寓所(今為香山路7號孫中山故居),拜訪了這位被尊稱為國母的女中豪傑——宋慶齡,為毛澤東傳遞信函。 宋慶齡,是遐名中外的世界上最傑出的女性之一,宋慶齡不僅因為她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遺孀而受人尊敬,更在於她有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早年她追隨孫中山,投身於中國大革命洪流。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宋慶齡始終不渝地堅持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與國民黨左派人士和共產黨員聯名發表《討蔣通電》,聲討蔣介石的罪行。此後不久,她又同共產黨人一起,與汪精衛的叛變行徑徹底決裂。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時,宋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七人主席團成員,她對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革命爆動,給予高度評價。「九·一八」事變後,宋慶齡積極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張,抨擊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 1932年底,她聯合魯迅、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親任這一團體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主席。1933年9月,宋慶齡在上海領導召開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發表了著名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擁護民族戰爭的演說。1934年,她牽頭在中共提出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上簽名;1935年,她又率先響應中共提出的《八一宣言》。宋慶齡與中共中央一直保持友好合作關係,「一二九」前後,她曾幫助北平的中共地下組織同上海地下組織取得聯繫;1936年初,她應中共中央要求,設法安排護送美籍記者斯諾和醫生馬海德到陝北,並委派牧師董健吾等去陝北直接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以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 對宋慶齡這一切,潘漢年知之甚多。還在3個月之前,潘漢年偕張沖去南京,返回上海預備赴陝北作短暫停留時,曾到此地拜訪過宋慶齡,向她介紹了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了宋慶齡的充分理解和贊同。現在,他又懷著崇敬的心情,再次跨進了莫利哀路29號宋慶齡住宅的大門。 一見宋慶齡,潘漢年當即呈交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以及毛澤東寫給她的親筆信。 毛澤東與宋慶齡,早在1924年1月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們便開始相識。當時,毛澤東作為中共代表出席並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助手在會上講了話,他們都贊成國共合作,其觀點、見解相同,彼此引以為同志。兩年之後,1926年1月,毛澤東與宋慶齡又一起出席了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大」,會議期間,共同譴責了國民黨右派的反動言行。會上。宋慶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主持婦女工作;毛澤東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協助汪精衛主持宣傳部工作。1927年春夏之交,他們又一起參加了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一起在武漢國民政府內任職,又一起與蔣、汪的叛變行徑作堅決的鬥爭。此後,他們便天各一方,聯繫極少。現在時過境遷,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和中國紅軍的主要領導人,正在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宋慶齡則在白區同情關注著毛澤東和中共的事業,為全國的抗日救亡和民主運動奔走呼號。 宋慶齡從潘漢年手中接過毛澤東的親筆信,便一字一句認真拜讀: 「慶齡先生左右: 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1927年後,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附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以作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 順問近安 毛澤東 「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 這封數百字的信函,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宋慶齡是何等的信任和敬重!毛澤東在信中兩次提及潘漢年,希望宋慶齡與潘漢年「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但兩人如何「商酌」,至今尚未發現有關史料。不過從以後的活動看,對於毛澤東的主張,宋慶齡是表示完全擁護的,並且把毛的囑託,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任務,她不僅幫助潘漢年聯絡各方人士,西安事變之際親自安排潘漢年赴南京與宋子文、宋美齡會談,還與後來的「八辦」經常保持聯繫,互相通報情況,成了潘漢年白區工作的主要對象和有力支持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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