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46)_學達書庫

四六

　　此時，正在上海的潘漢年，猶如一名整裝待發的戰士，正密切注視著局勢的發展，等候中央的指示。

　　再說蔣介石返回南京之後，即背信棄義，立即將護送他回甯的張學良扣押起來，送交南京軍事法庭審判，並下令將楊虎城等撤職留任。與此同時，蔣下令調集37個師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進，造成大軍壓境之勢，企圖壓迫西安方面屈服。而西安方面的主戰派和主和派仍處於尖銳的對立之中，更加劇了整個局勢的危機。為此，中共一方面努力做好西安方面內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其中包括抽調一部分紅軍主力向關中開進。但中共始終以抗日大局為重，繼續堅持逼蔣抗日的基本方針，反對親日派挑起內戰，分裂中國的陰謀。並以極大的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將事變繼續引向和平解決的軌道。

　　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中共中央連續電告潘漢年，給他下達了一個又一個任務。

　　1937年1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申述「共產黨與紅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之立場上，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馮煥章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指示他「本此方針，速與陳立夫接洽」。

　　1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關於西安事變的善後解決辦法與兩黨談判方針問題再次致電潘漢年，指出：南京採取報復政策，不但有損於國民黨及蔣介石的地位，而且不利於西北善後問題的解決。正當解決的辦法是撤兵釋張。

　　1月5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潘漢年，向他通報了周恩來「在西安與宋子文及蔣介石商定」的六項條件，並指令他「應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變化，並要宋子文實踐上述諾言」。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漢年以全權代表的身份與陳立夫接洽談判，要求國民黨方面迅速落實蔣介石、宋子文在西安與周恩來商定的各項條件，明確表示反對南京部分親日派繼續策劃內戰的陰謀和扣留張學良的錯誤行為。同時，潘還根據宋子文在西安時所表示的意見，秘密與宋聯絡，請其實現在西安時所作的各項保證。

　　1月15日，張聞天從保安致電潘漢年，要他設法找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活動，促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進程；同時找人向宋子文活動，要宋「繼續擔負調解責任，表示我們擁護他調解之誠意」；還要求潘漢年通過杜重遠向熊式輝探聽何應欽等親日派目前的行動方針，以便決定對策。對上述任務，潘漢年都一一落實，並複電張聞天，報告他「已請老太太（指宋慶齡）同宋子文說項，設法由他負責調停」；「已派人去孫（科）馮（玉祥）處活動」；「已囑杜重遠、葉挺設法往南京」。

　　從1月21日開始至29日，毛澤東或以個人名義，或與周恩來聯名，幾乎是每天都給潘漢年發去一份電報，一方面通報西安局勢，指示潘漢年要求蔣介石「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發生戰爭」，並提出「為要說服紅軍將領起見，如無蔣先生手書甚為困難」，因此，要求蔣親筆答覆周恩來一信，「且此書即經兄手聲明乘機直飛西安面交恩來」；另一方面要潘漢年向蔣介石說明下列觀點：「我們是革命政黨，自己確定的政策決不動搖。我們的政策是與蔣一道團結全國（即反對分裂與內戰）共同對日，以後許多事情均願與蔣商量，一切有利日本與漢奸而有損國力與兩黨合作之事，均當與蔣一道堅決反對之。」

　　可以肯定地說，在西安事變後相當一段時間裡，中央有關與南京國民政府當局商談合作的所有一切重大問題，都由潘漢年操辦，反映了他在西安事變前後所擔負的歷史使命是多麼的重大！

　　1937年2月初，張沖以國民黨中央聯絡代表的名義找到潘漢年，要潘陪同他去西安，向中共中央進一步接洽談判事宜，並商量顧祝同與周恩來在西安談判的問題。

　　顧祝同，字墨三，江蘇安東（今漣水）人。曾任黃埔軍校教官、管理部主任，與周恩來共過事。西安事變後，顧任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奉蔣介石之命，處理西安事變善後問題，負責與留在西安的周恩來談判。潘漢年深知此事的重要，隨即陪同張沖北上。他們在上海乘飛機先至洛陽，會見了顧祝同、賀衷寒。顧提出由潘漢年、張沖先行，經潼關去西安，在張、楊部隊確保他們安全時再動身。

　　兩天后，潘漢年返回洛陽，告訴顧一切順利。2月9日，顧祝同在潘漢年陪同下，到達西安。潘將顧祝同、賀衷寒、張沖等人介紹給周恩來。

　　這次引見，為兩黨舉行的西安談判鋪平了道路，並為爾後的周恩來、蔣介石的杭州談判作了準備。事畢潘漢年返回上海。

　　從2月9日開始，中共代表周恩來（後來對劍英也參加）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後張沖、賀衷寒也參加），進行了歷時1個多月的正式談判。雙方達成了一些協議，但未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加之顧祝同的助手，軍統十三太保之一的賀衷寒在談判中節外生枝，炮製了另一個中共無法接受的方案。為此，周恩來約見張沖，指出由於賀衷寒橫生枝節，可能使談判破裂；但周表示，中共只是不承認賀案，對於兩黨團結救國和擁護蔣委員長的根本方針，並不因賀案而動搖。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的意見，由他向國民黨方面「申明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

　　3月下旬，周恩來抵達杭州，同蔣介石直接會談。途經上海時，由潘漢年安排他住在四川路新亞酒家。會談前一天，周恩來讓潘漢年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15條意見先交給宋美齡，請宋轉交蔣介石。翌日，周恩來在潘漢年陪同下，乘轎車前往杭州，同蔣介石直接談判。

　　這次杭州會談，蔣、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各自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和立場。蔣介石承認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承認由於國共分家，致使10年來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和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局面，要求各自檢查過去的錯誤。並表示希望中共這次改變政策後，與他永久合作。至於以後談判具體問題，仍由陳立夫、宋子文等人負責。

　　3月30日，周恩來攜帶杭州會議的有關文件返回陝北。潘漢年則繼續留在上海，與陳立夫、宋子文等就兩黨合作的具體問題，包括紅軍改編及其經費等問題進行磋商。

　　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和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潘漢年也就圓滿結束了他作為中共在上海、南京與國民黨談判聯絡的全權代表的特殊使命。在當時極為複雜和困難的條件下，潘漢年始終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域立場上，忠於職守，不辱使命，維護了党和紅軍的利益，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度的黨性原則和高超的鬥爭藝術；同時，又及時地提供了國民黨方面的動態和大量第一手資料，為中共中央制定正確的談判方針創造了條件。這位中共黨內的談判高手，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發揮了先導作用，留下了特殊的歷史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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