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潘漢年傳奇 | 上頁 下頁
四三


  漢卿先生閣下:

  中國共產黨建議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一年多了,雖已得到全國人民的贊助,但中國國民黨不但至今採取遊移不決態度,而且當日寇正在準備新的大舉進攻時,反令胡宗南軍深入陝甘配合先生所指揮的部隊擴大自相殘殺的內戰。我們正式宣言,為了迅速執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只要國民黨軍隊不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與侵犯紅軍的抗日後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靜待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中國民族歷史關頭的出路,即祈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並祈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擬具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送呈卓覽。寇深禍急,願先生速起圖之。

  毛澤東 周恩來」

  此信進一步堅定了張學良與中共合作的決心。

  潘漢年在西安逗留期間,心裡一直惦念著黨中央交給的任務。一方面,他需要時間說服張學良與陝北紅軍的聯絡,爭取張學良對中共的支持;另一方面去南京談判的任務也不能拖延。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時回答而產生疑慮,潘漢年給張沖發了一封密電,說明自己逗留西安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不日即可南下,將中共中央的有關信函轉交南京當局。張沖收到電文後,不等潘漢年同意,立即趕到西安,通過潘漢年姐夫路寶宗與潘漢年會晤,探聽中共方面的態度和條件。張沖聽了潘漢年的有關介紹,先行離開西安。10月14日,潘漢年乘上了南下的列車,離開西安去上海。誰也沒有想到,潘漢年此去竟與張學良成了千古之別。

  行程途中,潘漢年考慮到國民黨官場那套行文慣例,南京方面對中共信函的討論回復必定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途經徐州時,即打電報給張沖,要他去浦口火車過輪渡時接他。車到浦口後,張沖帶了助手杜桐菽找到潘漢年,潘將中共中央致國民黨的信件面交他,要他代為轉交南京當局。潘漢年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復,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約聯繫。並將上海方面的聯絡地址告訴了張沖。本來,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潘漢年此次南下寧滬,是同陳果夫、陳立夫他們商談「雙方負責談判代表之地點與時間」的,作為「聯絡的代表」,「不負任何談判責任」。然而不久,中央擴大了他的活動範圍和所負擔的使命。就在潘漢年離開西安的同一天,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漢年為中共談判代表。

  中共中央的這一決定,完全取決於當時形勢的變化。早在1935年底,鑒於日本的侵華戰爭步步升級,美英與日本在華利益的衝突越來越尖銳,蔣介石的對內對外政策開始發生微妙的轉變,他通過多種渠道,對蘇聯和中共進行政治試探。當時國共間的接觸主要有以下幾條途徑:一條是通過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的關係,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聯繫。這條途徑,由潘漢年擔任主角;另一條途徑是通過陳立夫交給他的下屬曾養甫、諶小岑,與周小舟、呂振羽相聯繫,後來直接與陝北發生關係;第三條途徑是通過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的左恭介紹,找到上海地下黨的關係,由上海地下黨派張子華以長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養甫會晤;第四條途徑則由宋慶齡牽線,派董健吾去陝北直接與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聯繫。

  自潘漢年從莫斯科回國以來,通過上述渠道,中共與南京方面接觸頻繁,保持了談判的良好勢頭,中共中央才決定讓潘漢年去南京,為國共兩黨高級領導人進行正式談判鋪平道路。不料,正當事情仿佛順利進行的時候,蔣介石突然中途變卦。原因除屈服於日本方面的壓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蔣介石於10月間用收買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粵軍陳濟棠,解決了兩廣事變,於是有些忘乎所以,以為可以騰出手來對付紅軍;另一方面他又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中共提出的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張,是因為處於困難境地而急於同他妥協的權宜之計,因此蔣採取了軍事壓迫與政治解決雙管齊下的辦法:一面繼續調集軍隊「圍剿」陝北紅軍,一面仍由曾養甫出面,再次邀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談判。

  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為了推動南京政府抗日,周恩來可以飛往廣州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國民黨不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暫停進攻紅軍,立即準備抗戰。由於蔣介石對談判缺乏誠意,並大舉進攻蘇區,在這種情況下,兩黨高級人員的談判已無法進行。14日,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暫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漢年為代表,同國民黨方面作初步談判。21日,周恩來將此決定通知正在西安的張子華,要他電告曾養甫、陳立夫。

  這樣,潘漢年就成了國共談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由陳立夫充任。當時,陳正在洛陽見蔣介石,中共中央即致電張子華,轉告潘漢年或「去洛陽會陳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陳立夫」。11月9日,潘漢年隻身赴南京,當晚會見張沖,張表示歉意,說陳立夫此時已在上海。張沖與陳立夫通過長途電話,約定潘於當晚乘夜車離開南京,到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會晤。

  1936年11月10日早晨,列車抵滬後,潘漢年在張沖的陪同下直接駕車前往滄州飯店,會見了陳立夫,並將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交給了陳立夫。周在信中首先表達了對於「雙方負責代表具體談判事,迄今未得複示,不勝繫念」的心情,接著提出質問:「蔣先生于解決兩廣事變之後,猶抽調胡軍入陝,阻我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豈停止內戰可以施之於西南,獨不可施之西北耶?」並指出:「內戰不停,一切抗日準備無從談起。」周對兩陳寄以厚望:「兩先生為貴方党國中堅,領導党議,倘能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禦強敵,則兩黨之幸,亦國家之幸也。」信的末尾,周恩來向陳介紹了潘漢年的任務:「現為促事速成,特委潘漢年同志前來詳申弟方誠意,並商雙方負責代表談判之地點及時間(漢年同志是聯絡代表,他不負任何談判責任),到時希賜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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