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42)_學達書庫

四二

　　潘漢年還發覺張學良對舊軍閥、政客政治那一套很熟悉，但缺少新的政治經驗，這對他與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都是不利的。張雖然自認為東北軍絕對服從他，但在聯共問題上，張對舊的幹部不信任，而新的也沒有，這是他不敢公開亮出聯蘇聯共的一個主要原因。為此，潘漢年建議派三、五個政治上能應付，有口才的幹部來西安，充當張學良的代表，與各地方實力派聯絡，鼓勵他們贊同聯蘇聯共主張，另派一、二個能寫文章而沒有黨八股氣的人，幫助張寫宣傳抗日的文章。後來，由劉鼎物色了吳奚如，留在西安為抗日同志會編《文化》週刊，宣傳抗日，批評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張學良對此十分滿意。

　　正當潘漢年在西安開展對張學良工作時，中央就與南京談判一事進行了討論，在作出具體決策之後，8月25日，毛澤東親自致電潘漢年，告訴他「同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判，以期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這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指示潘漢年接電後於7天內回保安，「接受新的方針」。

　　至此，潘漢年參與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之事，直接受毛澤東、周恩來的領導。

　　毛澤東辦事向來細緻。此電發出後的翌日，再次致電潘漢年。電文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採取的基本政策，指出：「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同時向他說明張學良「繼續保持與南京的統一是必要的」。最後，毛澤東要潘漢年立即取道膚施（延安），返回保安，面告與國民黨談判的方針，並攜帶毛澤東等人的親筆信函與密碼，去南京與國民黨談判。

　　接到毛澤東的電報，潘漢年於9月初返回保安。從9月15日起，中共中央召開3天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面臨的新問題。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央關於抗日救亡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把「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改為「民主共和國」。潘漢年參加了這次會議。

　　據參加會議的劉英回憶，潘漢年在這次會上作了比較重要的發言，他剛從莫斯科回來，說話有影響。關於潘漢年發言的內容，劉英作了如下記述：

　　「因為年代久遠，具體講了些什麼（指潘漢年的發言），我已經無法記起來了。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同志查閱會議記錄時看到了漢年同志的發言，其中談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覺得相當重要。他批評四中全會以來對幹部問題的幾個問題上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他說，對自群眾中產生出來的領袖的態度是不正確的。如朱德、毛澤東同志，是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群眾信服的領導。他們有很好的經驗，在國際都少有的。我們應該尊重他們，應該贊助他們。他們的意見如果有某些不對的地方，應善於批評，不應藉故攻擊。漢年同志這一番話顯然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對擁護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是有積極意義的。」

　　一星期之後，9月24日，潘漢年帶著《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毛澤東致宋慶齡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4人的信，以及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離開了保安，結束了陝北之行。

　　五、初會陳立夫

　　1936年9月底的一天，秋高氣爽，風和日麗。在陝北邊區與國民黨統治區的交界地富縣張村驛，來了一行自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同紅軍談判的「代表團」成員，聲稱路過此地前往西安，再返回南京。「代表團」成員之中，一個身穿高級軍服，軍服上佩帶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字樣的圓型證章，顯然是這一行人中的長官；另一個穿著黑色西裝，頭戴禮帽，一手拎著黑色皮包，一手拄著洋拐杖，自稱長官的秘書；還有兩個人：一個紮武裝帶的副官，一個身著士兵服裝的馬夫。這一行人通過張村驛，即騎馬到東北軍的駐地，由東北軍劉昆師長在約定的地方接應，然後乘汽車到達西安。

　　這一行不速之客究竟是什麼人呢？原來，這為首的是裝扮成馬夫的葉劍英。副官為彭雪楓，長官為邊章伍，秘書則由潘漢年充當。潘漢年帶著中央和毛澤東交給的任務，並沒有立即去南京，而是隨葉劍英先去西安，與張學良會晤，磋商有關問題。出於路上安全考慮，他們一行就化裝成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同紅軍談判的「代表團」，以迷惑外界。幹這類事情，潘漢年當然是行家裡手了。

　　10月2日，葉劍英、潘漢年抵達西安。10月4日，張學良會見了葉、潘兩人，「談至深夜」。葉、潘將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的信以及由中央草擬的紅軍與東北軍《抗日救國協定》的內容口頭告訴了張學良，希望雙方停止內戰，建立國防政府，實行普選，以建立民主共和國。張學良聽後，坦率地認為中共所提的要求蔣介石一時難以接受。鑒於此時兩廣事件已經解決，胡宗南部已由湖南回師甘、甯，原在洛陽受湯恩伯指揮的關麟征第二十五師已先入潼關，10月1日正向寶雞前進，奔赴寧夏。張學良估計，蔣介石想先打而後和，撿些便宜。為此，張建議由中共中央寫信給他，以停止對紅軍的進攻為和談前提，他再把這封信報告給蔣介石。葉、潘即照此辦理。10月5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義，致函張學良，信函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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