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16)_學達書庫

一六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把文學活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這既是國共分裂、階級鬥爭激化的反映，又是「五四」後各種文藝思潮競爭的結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責無旁貸地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高舉革命的旗幟，發出了震撼文壇而震動社會的驚雷，他們建立了歷史的功勳，這是不可抹煞的。但是，由於這些倡導者們又大多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雖然學了一些馬列主義的理論，但是難免生吞活剝的搬用，未能聯繫實際地分析、解決中國文學發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同時，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敵人的血腥鎮壓面前表現了激憤之情，產生了要求復仇和拼命的偏激情緒，以義憤代替政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加之當時中共黨內「左」傾思想的影響，他們甚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魯迅。他們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攻擊魯迅為「封建餘孽」，「法西斯蒂」「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與此同時，他們還對茅盾、葉聖陶、郁達夫等橫加批判和責難。

　　魯迅等人也不示弱，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倡導者們的責難，魯迅一一回答，逐條反駁。於是，這場曠日持久的論戰從上海發起，波及全國。雙方唇槍舌戰，誰也不願意首先放下手中的筆，誰也不肯懸起免戰牌。因此，論戰越戰越酣，嚴重影響了進步文化界的團結，削弱了革命文化隊伍的戰鬥力。

　　在這場論戰中，作為創造社的一名成員，潘漢年儘管沒有過多的參與，但與其他激進的青年作家一樣，也曾流露過偏激，發表過對魯迅不夠理解和不夠尊重的文字。在他主編的《戰線》週刊第1期上，居然在「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方面，對魯迅說三道四。對於這場論戰，尤其對於自己的這種錯誤做法，雖然潘漢年不久便有了徹底的改正，但他卻一直引以為內疚，深感不安。建國以後，他在紀念魯迅的一篇文章中，沉重地寫道：

　　「可惜一直到左聯成立之前，沒有被『左翼』文壇所認識。說明那時『左翼』文壇不僅馬列主義理論基礎薄弱的可憐，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長一個時間把魯迅當作鬥爭的對象，當時身歷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認真學習與紀念魯迅的思想，進行檢討，提高認識，是有重大意義的。」

　　瑕不掩瑜。作為文委書記，潘漢年在調解這場文學革命的論爭中，認真地改正了自己的錯誤，並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場論戰終於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29年夏秋之交，黨中央在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研究之後，得出了論爭雙方都是要堅持革命的，在方向上並沒有原則分歧的正確結論，並決定有計劃地進行干預，為此要求進步文化界的黨組織和黨員作家停止論爭，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對這件事，夏衍作了如下回憶：

　　「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進步文藝界之間發生過一場劇烈的論戰。不少現代文學史研究家都簡單地把這場論戰說成是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先生及文學研究會之間的爭論，其實，這之間也還有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論爭，以及創造社的內部分裂。當時，我們党還在幼年時期，在這場文藝論爭開始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在贛粵一帶戰事緊張的時候，也正是中央同『陳托取消派』鬥爭最劇烈的時刻，因此，文藝問題還排不上黨的主要議事日程。所以在我記憶中，這場論爭開始的時候，黨沒有進行干預和加強領導。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閘北區的一次支部會上，洪靈菲才告訴我們，說黨中央已經決定，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共同對敵。」

　　黨中央的這個決定，對於時任「文委」書記，並且又兼任了中央宣傳部幹事的潘漢年來說，是無論如何要堅決貫徹執行的，這也是他義不容辭的職責。中共黨內提出干預文藝界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誰呢？黨中央的決策的具體內容，以及中央領導人的有關指示，許多老同志都作了回憶。時在中央宣傳部供職，著重「思想領導」的吳黎平，在《我對左翼文化運動的回憶》一文中寫道：

　　「大概是在1929年11月間，李立三同志至芝罘路秘密機關來找我，把中央的意見告訴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部不應該爭論不休；二是我們有的同志攻擊魯迅是不對的，要尊重魯迅，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三是要團結左翼文藝界、文化界的同志，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組織。」

　　陽翰笙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之經過》一文中，回憶了1929年9月間李富春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找他談話的內容：「你們的論爭是不對的，不好的。你們中有些人對魯迅的估計，對他的活動的積極意義估計不足。魯迅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過來的一位老戰士、先進的思想家，站在黨的立場上，我們應該團結他，爭取他。你們創造社、太陽社的同志花那麼大的精力來批評魯迅，是不正確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約你來談話，是要你們立即停止這場論爭，如再繼續下去，很不好。一定要停止論爭，與魯迅團結起來。第三點，請你們想一想，像魯迅這樣一位老戰士，一位先進的思想家，要是站到黨的立場方面來，站在左翼文化戰線上來，該有多麼巨大的影響和作用。你們要趕緊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你們也會解決的，然後向我彙報。」

　　阿英在自己的回憶中是這樣說的：

　　「有一次，是聽到郭沫若同志說，黨內有指示，應該批判新月派，不要把矛頭指向魯迅。——那時，郭老常常說起『豪兄、豪兄』，『伍豪』是周恩來同志當時用的別名，所以我們估計這是周恩來同志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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