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15)_學達書庫

一五

　　對於潘漢年在這一時期內所發表的小說，不少著述都作了公允客觀的評介，姜德明先生的一段話，頗有代表性，他說：「如果簡單地把這一時期潘漢年的小說主題說成是『革命加戀愛』亦未嘗不可，因為我覺得二十年代的青年作家確實在實際生活中面臨著這兩種苦悶，在他們的作品裡不可能不有所反映；只不過有的反映得深刻，同時代的矛盾和苦悶聯繫得比較緊，有的則表現得很膚淺，很概念化，甚至有的灰色。如果我們不作具體分析，只要一見到「革命加戀愛」就反對，甚至對在白色恐怖的高壓下，仍然堅持革命（儘管有些空洞）的呼喊也抱有反感，加以嘲諷，這就未必客觀也欠寬厚了。因為在那個窒息的時代，能夠有革命的呼叫已經是空谷足音了！如何看待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出現的一批革命文學作品，我覺得至今仍然值得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家們實事求是地加以探討。」

　　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也是潘漢年在小說創作中頗有收穫的時期。他的小說，主題儘管有所不同，但多數作品均短小精悍、立意高深，加之形式獨特，文筆生動，對讀者很有感召力。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潘漢年的這些小說，確實也值得研究，值得探討。

　　四、「小開」書記

　　二十年代，潘漢年以出眾的才華在上海文壇脫穎而出，為越來越多的人所佩服。他辦事機敏、幹練，特別是廣泛的社會活動能力，逐漸為更多的同志所瞭解、讚賞，並引起了中共黨組織和有關領導人的重視。

　　第一個重用潘漢年，並將重擔交給他的是李富春。李富春與潘漢年是在南昌認識的。當時應郭沫若之邀，潘漢年去南昌主編《革命軍日報》，而李富春則是國民革命軍第二軍黨代表，在黨內又擔任中共南昌軍委書記。潘漢年到南昌去的組織關係，就是交給李富春的。兩人相遇，不僅一見如故，而且時相過從。特別是李富春十分看重潘漢年主編的這份軍中報紙，並給予高度的評價。待到潘漢年返回上海後不久，李富春也奉命到滬，在江蘇省委工作，任省委宣傳部長。1928年5月，李接替項英任省委書記，由於當時上海隸屬江蘇省委，李富春又成了潘漢年在黨內的頂頭上司。潘漢年於1925年11月入黨後，先被編入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的地下黨支部。

　　到創造社出版部工作後，即與陽翰笙、李一氓等組成創造社黨小組。潘漢年性情溫厚、開朗，又善於交際，對創造社內一批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文化人最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推動和促進的作用。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李鐵聲、王學文等人的入黨，都凝聚著潘漢年的心血。當時，太陽社中的蔣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余名黨員編為兩個黨小組。為了加強文化界黨組織的統一領導，開闢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1928年夏，江蘇省委決定將創造社、太陽社三個黨小組合編為一個支部，即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於是，就由李富春出面，找潘漢年談話，佈置了任務，委託他擔任書記。從此，潘漢年在李富春的直接領導之下，負責溝通同文化界各級組織及成員之間的聯繫，以貫徹黨的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

　　1928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仍由潘漢年任書記。翌年6、7月間，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通過了《宣傳工作決議案》，強調黨的宣傳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宣傳教育是實現黨的任務的經常的基本的工作」，並提出了加強宣傳工作的組織措施，要求「中央宣傳部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組織，應當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據此，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負責「指導全國高級的社會科學的團體，雜誌，及編輯公開發行的各種刊物和書籍」。潘漢年被任命為第一任文委書記。

　　「小開」當上了中共領導文化工作部門的首任黨代表，這一年，他才23歲。

　　潘漢年走馬上任。他踏上文化界黨組織領導崗位後碰到的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要解決上海文壇持續了一年有餘的一場大論爭。這就是有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

　　論爭的雙方，一方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的文化團體創造社、太陽社，另一方則是被毛澤東稱之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化運動旗手的魯迅及其追隨者。這場論爭，為什麼會產生在革命文化隊伍內部？論爭又是怎樣引起的？有必要簡單地介紹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

　　無產階級革命文化隊伍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逐步形成、發展起來的。由於打破了舊的傳統的桎梏，由於思想的大解放，二十年代就出現了百花齊放、流派紛起的局面。在不同的文藝思想、流派之間的相互批評、競爭中，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是最有吸引力的。於是，以郭沫若、蔣光赤為盟主的創造社、太陽社應運而生，為無產階級整個革命運動增添了一支生氣勃勃的力量，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大革命失敗後，創造社、太陽社的文化鬥士們，經過了流血和不流血的階級鬥爭考驗，面對嚴酷的現實，中國文學向何處去，就成了他們中間每個人亟待回答又必須儘快回答的問題。就在這時，大革命期間那些或者投身於革命，或者為躲避反動派迫害而他往，或者遠走國外求學者，如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錢杏邨、洪靈菲、李一氓、陽翰笙等，紛紛回到了上海。他們在對失敗教訓的慢慢咀嚼中，在痛定思痛之後，深切地感受到了目前的文學工作不能適應時代發展和鬥爭的需要。當時相當活躍的蘇聯和東歐各國無產階級文學，特別是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也給了他們以推動和鼓舞。於是，從1928年1月起，以《創造》月刊第1卷第8期上發表麥克昂（即郭沫若，筆者注）的《英雄樹》為開端，創造社、太陽社分別在其創辦的《創造》月刊、《太陽》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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