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12)_學達書庫

一二

　　「在白天因為工作在乎，最雜鬧一點，就是特別驚人聽覺的救火車駛過，也不會覺得擾亂。夜半醒來，聽那馬路上永不停止的車聲，卻另有一番妙境。滯重粗野的電車聲在這個時候是停止了。呼、呼的汽車聲，能夠拍合你失眠者心弦的震動，拍、拍、拍的腳踏摩托卡急而且顫的聲音，能夠激動你蘊藏心底的焦灼與憤怒。疾疾微喘輕快的人力車聲，能夠拂起你的憂思哀怨。……這些，使你走入另一個世界，較之置身酒綠燈紅，釵光豔影，肉色迷人的環境中，另有一番捉摸不住自己靈魂的神秘。」

　　「聽車樓主」那種自得其樂的神態躍然紙上，而字裡行間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對上層統治者的藐視、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對未來世界的嚮往等多重複雜的情感，又是那麼真切！「聽車樓主」給了讀者一個完全不同于「新流氓主義」者的新形象。我們不妨從《幻洲》第2卷第1期開始，對潘漢年所發表的文字，作一概括性的分析，便可發見其中許多的不同之處。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潘漢年改變了以「罵」作為主要的鬥爭手段和四面出擊的鬥爭方式。其矛頭所向，主要針對國民黨新軍閥及其幫兇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揭露他們絞殺革命的種種倒行逆施。1928年新春伊始，潘漢年以潑皮的筆名，發表了一首題為《元旦書紅》的諷刺詩，內中寫道：「元旦書紅，萬事亨通。刀下頭落，革命成功。升官發財，有吃有用。委員老爺，革命光榮。汽車馬車，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實同志，納賄從容。上拍下吹，官運走紅。赤化暴徒，決不留種。殺盡青年，清党反共。」國民黨新軍閥殘忍的本性，陰暗、腐敗的特徵，也可略見一斑。在潘漢年的筆下，籌劃「清黨」運動的吳稚暉、投機善變的汪精衛、獨夫民賊蔣介石，都成了他討伐的重點。《汪先生悔不當初》、《吳稚暉先生真有先見之明》、《革命必可成功與鴉片煙老爺》、《反赤聲中之出版界》、《又多了一種黨閥》、《共產餘毒與吳稚暉》等，這一篇篇聲討檄文，嬉笑怒駡，筆鋒犀利，無情地鞭撻了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等國民黨頭面人物反共反人民的反動罪戾。

　　另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潘漢年開始從一般就事論事的方式，轉向從政治思想上加以剖析，給人以多角度、深層次的啟迪。在《血淋淋的頭》一文中，潘漢年在敘述了國民黨鎮壓「宜興共產黨暴動」後，將幾個「暴徒」的腦袋割了下來高高懸在無錫火車站的情景後，馬上筆鋒一轉，寫道：「掛著幾個既不象西瓜又不似南瓜的血淋淋的人頭，至少在今年的反赤中是一幕『壯觀盛舉』吧！唉，革命的成績。」潘漢年進而指出，將「血淋淋的頭」掛起來，不是蔣介石、汪精衛的首創，南方的孫傳芳、北方的張作霖，都曾經「先試為榮」，「玩過這套把戲」。國民黨新軍閥只是照樣「再來一次」而已。在《南京事件》一文中，潘漢年再次將國民黨軍隊槍殺徒手民眾的慘劇同北洋軍閥槍殺學生「三·一八」北京慘案相提並論，並尖銳指出：「我們深深地哀悼死難諸同胞，但我們無須向人間伸正義，求人道！正義人道早已消磨在汽車輪下的馬路上；我們只求民眾自己深深的去追求所以被慘殺的由來！」這些文字，體現了一定的思想深度。

　　還有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潘漢年從單純抨擊舊的社會制度，揭露舊世界的黑暗，轉到從中國革命的高度對某些政治理論問題進行探索。在《文化運動與政治革命》、《現在要怎樣》等文章中，潘漢年著重批駁了那種「党國奠定，革命偉業，成功在即」的觀點，認為革命並未成功，倒是要「幹著喉嚨來說今年革命失敗的由來」，說「這是新的統治階級產生之由來」。潘漢年評判革命未獲成功的標準有三條：其一是「政治革命前的文化運動是幼稚的，是狹義的，那末政治革命的結果當然是跟著錯誤、失敗」。其二是「中國文化落後，革命的能力也薄弱」。潘漢年認為現在中國上至政客下至工人農夫，都知道革命兩個字了，可是每個人革命的要求怎樣呢？是不是每個人的心中要建設一個合于現代社會的國家？是不是每個人都懂得要根本推翻原有的社會經濟組織？這是不用說的。「中國人民的知識程度因文化之落後，幼稚到不可言說，發生目下的僵局是必然的結果！」

　　實際上，中國鬧了這麼久國民革命，未能把「原有的特殊階級統治的勢力根本消滅」，「不過攆走了一批老的傢伙，換上了一批新的人物而已」。其三，「現在政治革命的意義，根本是沒有把民眾做主體」。潘漢年指出，現在只有少數的特殊階級，想搶得政治的地位，教我們走路，而沒有我們自己所要走的那條路。「在這種狀況之下，還要希望政治革命的成功嗎？」既然革命要靠民眾做主體，既然中國的民眾又很幼稚，文化程度很落後，那麼就必然要提倡文化運動。潘漢年認為，「革命的產生，是先有革命的文化」，他說：「我們回顧中外每次革命的產生，就知道一定是先有多少革命文化的運動，然後釀成一次革命的政治鬥爭。」潘漢年斷言：「文化運動是走在政治革命之先的，絕對不是依靠政治革命成功後的政治力量來造成文化運動。因為政治是文化的產物，而文化絕對不是政治的造成。」潘漢年的結論是：「只有發動文化運動，展開文化革命，才能釀成一個有希望的政治革命。」他大聲疾呼，「大家預備著二次革命」。

　　「聽車樓主」的這些文字，論述未必精當，分析未必深刻，但通篇所反映的「赤化」思想，不能不引起國民黨新軍閥的仇恨。1928年春，正是南京國民政府開張之初，也是蔣介石黃袍加身之際，這種大逆不道之言，能允許它繼續氾濫嗎？對於《幻洲》半月刊的命運，潘漢年、葉靈鳳他們都有過最壞的打算。1926年10月《幻洲》剛出第2期的時候，葉靈鳳就在編後隨筆中寫道：「每夜都風聲鶴唳，恐怖時代，大約真快到了。但願下次在紙上見面時，我們大家都能安全。」待到第2卷第5期出版時，潘漢年在《十字街頭》上，借讀者之口，承認一期之中至少發表幾篇「觸犯國府要人和地主資本家的文字」，並且預言，「常此下去，將通令停止發行哩，再利害些，又將捉拿編輯先生，或吃官司三日，或得開刀或槍斃大吉之喜……」

　　「聽車樓主」的話不幸被言中，1928年1月，《幻洲》出版第2卷第8期後不久，果然被國民黨上海警方以「宣傳反動」的罪名查禁。

　　順便提及一事，《幻洲》是潘漢年與葉靈鳳合作時間最長的刊物。雖然後來潘、葉兩人走了不同的路，潘棄文從政，葉依然活躍文壇，但他們心照不宣，始終保持著真誠的友誼。四十多年前，潘已身陷囹圄，葉有一次走過霞飛路，看到當年聽車樓的舊址，不禁有感而發，深情地寫道：「昨天夜裡經過霞飛路，望見當年聽車樓的舊址如今已改作洋服店，真感到滄海桑田，就在我這樣小小年歲的人的身上，也已經應驗著了。誰知道在那間小小的樓上，當年橫行一時的《幻洲》半月刊，就在那裡產生的呢！」葉靈鳳還回憶了「另一個編者」，說如今我們只能「悄悄地低聲談著他的名字」。在這樣一種社會政治背景下，葉靈鳳依然惦念著昔日的戰友潘漢年，足見兩人感情之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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