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11)_學達書庫

一一

　　二、「聽車樓主」

　　潘漢年又回到了上海。

　　此時的上海，依然為嚴重的白色恐怖所籠罩。「四·一二」大屠殺使寶山路三德裡已經面目全非了：「小夥計」們經營的創造社出版部已改為江南書店，搬到了北四川路；潘漢年稱譽的「象徘徊陳列著山珍海味的廚房裡一般」的通信圖書館雖然還存在，但此時已關上了大門。然而，使潘漢年得到安慰的是，在這場劫難中，《幻洲》的其他幾個「小夥計」有倖免難。非但如此，他們還對潘漢年寄以無限的思念，在第一卷第十一期上有一篇題為《本刊遲遲出版的聲明——並紀念失蹤的漢年》的文章，就表達了他們之間的真摯的戰友之情。這裡且摘錄兩段：「3月1號，第9期《幻洲》出版時，漢年已經離開上海了。那時正是革命軍預備收復東南，打倒孫逆傳芳，漢年此去，就是到南昌去從事軍隊中的工作，到4、5月中，蔣介石坐鎮東南，汪精衛偷跑到武漢；於是武漢派與滬甯派遙遙相對，你罵我詆，武漢派罵滬寧派反革命，滬寧派罵武漢派為破壞國民革命之共產黨之流。誰是誰非，一般目光短淺之青年，頓時彷徨歧途，不知是從。漢年就在這個時候，行蹤不明，不知去向。

　　「大概因為滬漢間裂痕之鮮明，看不過孫中山先生手創之國民黨，被人家你剖我切，好象一塊肉骨頭拋下，一群狗相爭，大有非我不足以吃肉骨頭之概。漢年生情憨直，好管閒事，說不定就在這個時期中，悠悠他往，去過他的漂遊生活去了。」文章寫到這裡，作者還提心吊膽地懷疑，潘漢年是否已不在人世間了。因為「清黨」、「分共」期間，只要告發有什麼共產黨之嫌疑，「豈不是幾個小腦袋，立刻成為6月裡的西瓜」，文章表達了其他「小夥計」思念潘漢年，並為潘漢年的安危擔驚受怕的真情實感。

　　很快，潘漢年找到了葉靈鳳他們，大家異常高興，並決定繼續過去的宗旨，再唱《幻洲》，仍由葉主編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主編下半部《十字街頭》。

　　大革命的勝利和失敗，嚴酷的戰鬥洗禮，在潘漢年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也留下了沉痛的傷痕。他的思想認識水平有了一個飛躍，他不僅從大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更從大革命的失敗中醒悟到更多更深層次的道理。革命是一條艱巨彎曲之路，革命的勝利絕不可能一蹴而就；革命要成功就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要以流血犧牲作抵押。正因為如此，在革命處於低潮的動盪年代裡，才會有嚴重的分化，既有不屈的鬥士，也有落伍的懦夫、叛黨的鷹犬，還有許多人徘徊於十字街頭，他們更需要激勵和幫助。為此，潘漢年經過許多個不眠之夜的深思熟慮，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發表了一篇閃光的傑作《我再回上海》。文中寫道：

　　「悠悠的歲月，在咱們昏昏不甚清楚自己生活似的中間，又飛過去八個足月。在1927年的今年我個人的生活史上平地添上這八個月的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避的生活，頗足我將來餘暇的細細回憶未亡的中國。在這八個月中，也開拓了一頁複雜、劇變與黑暗中的殘酷的歷史。八個月以前，在黑暗中企求光明，在苦厄中希望樂趣，在壓迫中要求解放，到現在——八個月以後，所有的希望，都成了夢影，依然在黑暗、苦厄、壓迫的道路上掙扎！這個，不是環境的錯誤，我以為是咱們自己認錯了『時代』。」

　　從這段文字中，不難發現這時的潘漢年，不僅對政治形勢有著較深邃的洞察力，並一改昔日那種嬉笑怒駡皆成文章的「新流氓主義」的文風，潘漢年顯得老練了。更可貴的是，他還從失敗的教訓中，去尋找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這是一個革命者對人、對事，對自己乃至對革命事業負責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因為有了這種思想境界，他才敢於檢查自己過去的「錯誤」，向自己的「錯誤」開刀，這也就為他此後不久更好地促進左翼文化界大團結，奠定了思想基礎。對此，姜德明先生曾著文給予很高的評價：「如果說大革命失敗之後，一批原來充滿了幻想的青年作家，能夠清醒地觀察現實，並善於總結經驗，檢討自己，初步掌握了辯證法的鬥爭藝術，而提出一些比較正確的主張，我以為潘漢年同志可以作為其中傑出的代表。他這期間發表的政論和不可以數計的小品文也都是積極的、健康的。」

　　《我再回上海》一文的發表，可以說是潘漢年步入文壇後從政治思想到文學藝術發生轉軌性變化的一個標誌。

　　潘漢年回上海後，寶山路三德裡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

　　1927年9月間，也是潘漢年和葉靈鳳合編《幻洲》快一年的時候，他們搬到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一間臨街的樓上。說樓房，實際上是樓梯旁的一間小屋，即上海人謂之的「亭子間」。在當時，上海灘上有許多文壇名人都曾經在這樣的「亭子間」裡發表過力作。雖然這裡如潘漢年所描述的「局促得簡直連腿也伸不直」，但經過他們「略加佈置，室內較完整一些，不相知的朋友們，以為我倆是資本家的兒子，豈知我們連包飯都不夠資格，更說不上雇娘姨自己開火倉。錢少的時候，到隔壁去買個麵包，就好混過一天」。

　　潘漢年自宜興到上海後，慢慢養成了一種穿西裝的習慣，他壓根兒不喜歡穿長衫馬褂，也不願穿上被人指責為「赤化」的中山裝。西裝革履，是他衣著上的一個特點，也為他日後對敵鬥爭帶來了方便。由此緣故，不相識的人還以為潘漢年是資本家的兒子，熟識的朋友，則戲稱他為「小開」。「小開」在上海話裡，即為資本家的兒子。於是，「小開」之名，就在這「亭子間」，在這頗為寒酸的日子裡，被叫出了名。對此，潘漢年並不介意，他默認了，並且堂而皇之地以「小開」、「開」、「小K」、「K」等代號發表文章，甚至發展到後來在向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彙報的文書上，也署上「小K」這個代號，這是後話。

　　潘漢年他們住在此地，儘管日子過得寒酸些，但自己卻覺得實實在在很有樂趣。因為「沿馬路的樓房，空氣和光線的確比較往常慣住的亭子間或過街樓好得多」。又因為霞飛路是當時一條十分繁華的商業街，終日熙來攘往，車聲嘈雜，非常熱鬧，「沿馬路的關係，車聲是徹宵達旦不停止的」。於是，潘漢年就給自己的住處，取了一個風雅之名，叫做「聽車樓」，並以「聽車樓主」自居，還以「聽車樓主」的筆名，發表過不少膾炙人口的佳作。

　　「聽車樓」的主要特點是聽車聲，潘漢年對晝夜聽車聲自有一番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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