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2)_學達書庫

二

　　二、勇鬥「四凶」

　　潘漢年度過了「耕讀」兼容的少年時代，向生活邁開了新的一步。

　　由於書香遺風的薰染，父親和學校師長的嚴教，使潘漢年打下了良好的舊學根底。如果說，這首先應歸功於父親的話，那麼，他的母親卻是他品格特徵養成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潘漢年的母親巫氏，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平時，她總是任勞任怨，全身心地為丈夫的健康和孩子們的生活操勞，她那「吃苦在先，享受在後」的品質，一直深深影響著潘漢年。潘漢年在日後能夠適應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並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中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來，與他的母親是分不開的。不過，為人後母的母親，又有那種畏首畏尾、忍氣吞聲，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點，這也為潘漢年植下了一顆不敢犯顏直諫的種子。

　　家道衰落，使潘漢年有更多的機會接近下層社會，瞭解勞動者的疾苦。宜興歷來是個物產豐富、地靈人傑之地，但自民國以降，卻成了新舊軍閥混戰的是非之地。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兵匪災禍的蹂躪，使得秀麗的宜興到處充滿了沉屙積垢，出現了一幅黑暗腐敗的景象。1924年12月間，郭沫若曾親赴此地，調查江浙戰爭後的社會狀況，他如實地寫道：「黑暗、路爛、臭不可堪是宜興給我的第一個印象。」「聽說煙、賭、酒是宜興的三害。」

　　郭沫若目睹的這一切，潘漢年卻身臨其境。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潘漢年從小養成了熱愛勞動人民、同情窮苦者的品格。每當村上來了乞丐或逃荒的人群，他總是默默地跟隨他們。村邊宗祠是無家可歸者的一個宿地。孩童時代的他，經常爬上宗祠邊的高樹，看著逃荒的人在哭泣，看著乞丐在寒冬用唾沫擦著身上的泥汙，這生活中的慘像，在他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也激起了他反抗舊社會，拯救勞苦大眾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崇高志向。這種品質，一直延續到他生命的盡頭，即使在身陷囹圄之際，也沒有絲毫改變。1976年，潘漢年在湖南，×××××之風，正彌漫在湖南農村。加上水旱災害，湖南農村許多地方顆粒無收，饑民紛紛遠走他鄉，以乞討為生。一天，農場裡來了一老一少兩個乞丐，潘漢年問明情況，不禁長歎一聲，拿出一張人民幣。年長的見了嚇得掉頭就跑，因為那是一張拾元錢。當年10元錢的確是一個不小的數字。末了，潘漢年將錢塞給了小孩，「杯水車薪哪！」潘漢年搖了搖頭，臉上卻露出了一絲難以辨認的笑容。

　　潘漢年出身和成長之際，正是中國社會天翻地覆大變遷之時，在這麼一個舊中國行將完結，而新中國尚未建立的漫長而動盪的年代裡，潘漢年目睹了一場又一場的革命運動和歷史大事件，從武昌城頭的槍聲到天安門廣場的呐喊；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掀起到第一次大革命洪流的勃發，潘漢年不斷地接受到浩大革命風潮的衝擊和推動，逐步走向了成人之路。

　　1922年，潘漢年被迫離開校門，涉足社會後，他所選擇的第一個職業，便是教師。他通過同鄉、小學教員徐應蓀的介紹，先後到宜興縣城勵進社小學、和橋鎮養初小學任教。剛滿16周歲的潘漢年，繼承了父輩的衣缽，開始執教鞭於鄉間。與父輩的情趣一樣，潘漢年非常喜歡教學工作。執教之際，他不僅認真備課，重視課堂教學，而且還利用課餘時間，幫助學生消化課堂內容，補充新的知識。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他親自動手，與學生一起定期出黑板報，開闢了一個《小研究》專欄，發表學生自己撰寫的文章；同時，他還組織每星期六的演講會，讓學生們走上講臺，發表演說。潘漢年的這些舉措，使教學質量有了明顯的提高。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和摸索，潘漢年對教學工作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見解。潘漢年認為，教學的好壞，最關鍵取決於教員。一個教員的最大作用，就是善於根據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使學生獲得牢固扎實的知識。不僅如此，還應該啟發學生的創造能力，做一個有用於社會的人，這是教師的責任。基於上述認識，潘漢年對那些不聯繫社會現實的舊的課程設置及教材內容，提出了改正意見，對那些混跡於教學崗位，但又得過且過、不安心教學工作的教員進行尖銳的批評。他指出，由於教師的不負責任，「胡亂地敷衍」行事，使得那些「好好的兒童，無故地受摧殘」，這是誤人子弟。對於他們，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迅速走開，從小學教師隊伍中將他們清除出去，「以免誤人誤己」。潘漢年強調，作為一個教師，無論中學還是小學，都應該具備一定的素質，要「言而能行」，言行一致，為人師表；同時，還要積極的工作，「努力發揚中國教育」。潘漢年認為，這樣的教師，才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教育者」。至於受教育者，潘漢年認為，學生不僅要接受教師灌注的課堂知識和書本知識，還要接觸社會實際，學習無字之書。為此，他大聲疾呼，提出了「到鄉間去」的口號，主張學生在暑假期間，組織起來到鄉間去，去領略鄉間「那種敦厚的自然美。」以「陶養出幽美情緒」，做一個社會有用之人。這些想法雖然未必精當，但不失為卓識之見。尤其在那個年代裡，能有如此的認識，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況且，這些想法出自於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學教師的筆下，也算得上是一件奇事了。

　　潘漢年在執教期間所形成的上述想法，顯然與當時沉悶腐朽的教育界是格格不入的。客觀的環境，為他走上反抗舊制度的道路，提供了一個契機。

　　時代的風潮和激烈的實際鬥爭，是潘漢年迅速成長的催化劑。如果沒有「五四」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激勵，沒有「民主」與「科學」新思潮的影響，沒有大革命狂飆的衝擊，或許潘漢年也會遵循其「耕讀傳家，不入仕途」的祖訓，在鄉間執一輩子教鞭，過一輩子田園式的「清福」生活。一場與惡勢力面對面的鬥爭，打破了祖輩為他設置的生存模式。事情發生在1923年夏天。當時，宜興教育界由學閥、教育局局長周聘高把持。他在教育界安插的親信，人稱「四凶」、「五惡」，他們排斥異己，敵視民主與科學，氣焰十分囂張。而周的父親「周瞎子」也利用兒子的勢力，在宜興縣城城隍廟附近設案焚香，專事算命卜卦、以迷信活動騙人錢財的勾當，害人非淺。這年暑假，為打擊周聘高和其父的醜惡行徑，潘漢年與《宜興評論》的進步青年，自編自演以「周瞎子」迷信害人為內容的諷刺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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