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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抵制的講話(1)


  學習蘇聯經驗,軍隊和全國一樣,到1956年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在這以前,領導上強調的主要方面,是要把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在這以後,強調的則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彭德懷在1957年2月到南京軍事學院,批評該院學習工作中「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在1956年3月17日的一次軍委會議(有各大軍區的首長參加),黃克誠傳達說,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對於軍隊如何保持優良傳統的問題曾有指示,即在實行軍銜等一系列正規制度之後,擔心我們軍隊的優良傳統不能很好保持,如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政治工作、群眾路線、黨委領導等,應該引起嚴重警惕。讓各軍區、各院校、各部門加以檢查。很明顯,這些問題是和如何學習蘇軍經驗有著密切關係的。

  同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著重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外國經驗,「不能盲口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同年,《人民日報》編輯部在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以後,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反教條主義的問題。隨後,在同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進一步提出「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

  當時軍隊在有組織地深入學習這些文章和文件中,許多幹部的思想認識起了變化,學術研究空氣活躍起來。特別是軍事訓練系統中,在如何學習蘇軍經驗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這種爭論當時在南京軍事學院更加公開化,在全院學習中央關於5個文件的通知中,暴露出對教學工作看法的很大分歧,直到學習5個多月以後,準備進行學習總結時,有些看法還沒有取得一致,一時難於作出定論,以致學院黨委不得不宣佈暫時不作文字總結。軍事學院有一個戰役系,在這裡學習的有52名將軍,他們多數是紅軍老幹部,參加過國內戰爭和朝鮮戰爭,具有實戰經驗。他們之中有些人在學習過戰役法之後,認為蘇軍經驗有些是先進的,有些雖然先進但對我軍並不適用,還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進的,囚此必須批判地學習。同時,迫切要求學院做出改革措施。1956年8月25日,一位戰役系的學員寫信給彭德懷,提出「幾年以前,我們在『把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的口號下,從教材、教法和許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盤學蘇聯,這是完全對的。但是我們感覺在向蘇聯學習中也產生了教條主義傾向。這主要表現在:教材方面,教學方法方面,對待我們的經驗的態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議:「基於以上看法,學院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防止教條主義』的這一帶方針性的口號,似應請領導上加以考慮。」彭德懷對這封信沒有作任何批示,但開始引起他對南京軍事學院一些問題的重視。

  同年11月30日,彭德懷又看到一封信,是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學習蘇軍經驗問題的。信是直接寫給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經過中央辦公廳轉給了彭德懷。寫信的人是軍事學院的戰史系教授會主任,不久前曾擔任軍委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部的處長蔡鐵根。

  信的開頭寫道:「鄧小平同志:我是最近離開軍委訓練總監部的,我在那裡曾經工作了4年多。在我離開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著嚴重的軍事思想上的混亂,急需提請中央和軍委領導上的注意。為此,我寫了《關於向蘇軍學習的問題》,請您看看,並把它轉給中央負責同志和軍委負責首長。」由於作者直接把問題反映給中共中央,彭德懷自然不能不給予特別的重視。

  信中對於學習蘇軍經驗的方法寫道:「為了確實瞭解蘇聯軍事科學的全部內容,在步驟上,第一步應該是全部學會、學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會貫通之後,才談得到批判。幾年來,我們深深體會到蘇聯軍事科學的系統性,它雖然不是天衣無縫,確實漏洞很少。小自對一個日常生活小節的規定,大至軍事原則的規定,都是互相結合、互相為用、互相保障著的一整套。但我們在學習和運用蘇軍這一整套的時候,卻往往是割裂開來,隨意取捨。採用了這一套,丟掉了那一套;吸收了這一規定,拋棄了那一規定,結果弄得四分五裂,驢唇不對馬嘴,八方不對頭。還美其名日『批判地接受』,最後只好都執行不通。不說自己學習上有問題,還說蘇軍的東西不適合我軍的情況。」

  寫信的人最後懇切表示:「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是一個關係著建軍思想和軍事路線的問題,是直接關係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危問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基於自己為黨為國的熱誠,我不敢隱諱自己的愚見,並大膽地把它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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