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傳遭受抵制的講話(2)

遭受抵制的講話(2)

　　彭德懷看過這封信，立即批示：「蔡鐵根同志給鄧小平同志的信，應發給軍委主席、委員及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各部首長、國防部各副部長閱。」看來，他已感到學習蘇軍經驗這個問題，到了迫切需要解決的時候了。

　　與此同時，主管全軍院校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率領一個工作組到了南京，在軍事學院和總高級步兵學校舉行一系列座談會，寫出一份調查報告。在報告中肯定了幾年來院校學習蘇軍經驗的成績，同時指出學習中的片面性，把許多不適用於中國軍隊的東西也學來了。彭德懷看過這份調查，感到南京軍事學院的問題，很有必要親自前去進行瞭解，以便著手解決。

　　1957年2月21日，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專門報告他準備同副總參謀長陳賡、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等10餘人，到南京軍區檢查國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瞭解一下學院工作、軍事訓練、軍內關係、軍民關係等。毛澤東於25日批復「同意」並附注：「請注意軍中思想動態，政治教育情況。」

　　彭德懷一行於27日到達南京，住西康路33號。第二天即開始瞭解軍事學院的教學情況。他和陳賡、譚政一起，上午聽取高級速成系和戰役系部分學員的彙報，下午聽取學院政治部兩個領導幹部的彙報。3月1日，同學院訓練部門和其他機關幹部交談，聽取他們對教學中一些問題的看法。每日聽完彙報，在吃飯時間和晚土，彭、陳、譚3人交換意見。3月2日聽取學院領導幹部集體彙報，劉伯承院長由於在上海休養，沒有參加。彭德懷在聽取彙報後，談了自己對學院教學工作的意見。這次講話，便是後來引起很大爭論的那篇《在聽取軍事學院彙報中的談話》。

　　在這篇講話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學院的成績，並詳細列舉了學院的各種成果。接著他具體指出學院教學工作中的缺點說：「根據彙報的情況來看，在學院教學中，不是有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當然就軍事學院的歷史和客觀情況來看，就現在的事實來看，產生了現在這種相當嚴重的教條主義現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責任歸咎於哪一個人。要論責任，我也是有責任的。」

　　彭德懷講話的後半部分，主要是闡述學院的教學方針應當是「以我軍現實裝備技術情況為主，照顧將來可能發展的情況作為依據」。

　　關於學習蘇軍經驗的問題，他認為「學習蘇聯先進軍事經驗，我們是堅定不移的，但應堅決貫徹『批判地學習』方針。在這個方針之下，就全軍範圍來說，應當以學習蘇聯的軍事技術和合同戰術為重點，對於蘇軍的戰役、戰術，應當從我軍的現實情況出發，在以我軍經驗為主的基礎上加以學習和參考」。

　　彭德懷回到北京，對這篇講話記錄加以斟酌修改，於4月24日送給毛澤東，並附信說：「這次我在南京著重瞭解了軍事學院的情況，同他們的教職學員分別座談了3天，感到該院在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傾向相當嚴重。因為這個學院是訓練我軍高級幹部的學校，對於全軍的學校和部隊影響很大，所以我特別向該院黨委講了一次話，著重提出該院應當展開反教條主義的工作」。毛澤東在25日批復：「退彭。此件已閱，同意。」

　　彭德懷還把這篇講話稿送給了鄧小平，鄧閱後轉送周恩來。後來對這篇講話，他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績的」改為「成績是顯著的」），作為《視察南京軍區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彙報》中的一個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軍委。儘管彭德懷這次講話慎之又慎，後來事實證明，學院有的領導幹部並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這一點，在軍事學院的《關於深入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中表現得很清楚。這個決定是在他講話後的第4天，即3月6日，學院黨委召開的擴大會議上，經過6天熱烈討論作出來的。決定中對於學院的工作成績寫的是：「會議認為學院成立以來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而沒有採用彭德懷所講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或「成績是顯著的」寫法。對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決定》中也僅僅是寫作「教條主義傾向」，而沒有同意「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提法。彭德懷看後，沒有不滿的表示，用肯定的語氣批復道：「你們關於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很好，同意你們這個決定，望按照決定的精神貫徹執行。」又叮囑，在執行中「應堅決執行和風細雨的精神，以便達到真正提高認識和改進教學工作的目的」。「要反復向群眾講清楚，不要追究責任，追究責任就會更不好。同時教條主義現象，不但是在學院教學工作中存在，而且是在全軍許多工作中存在。如果要論責任，軍委的責任更大」。

　　彭德懷對於軍事學院的某些幹部一時思想不通，以及北京有的幹部說他的講話是錯誤的，當時他都未予理會，認為把那些不顧實際情況照抄照搬的教條主義傾向反掉，他最終是會被人理解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