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傳學不學，怎樣學

學不學，怎樣學

　　50年代，軍隊在學習蘇聯經驗問題上，存在著一個爭端，就是學不學和怎樣學的問題。1956年以前，「學不學」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是軍隊幹部同蘇聯顧問的爭端；1956年以後，「怎樣學」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是軍事訓練部門、軍隊院校中的爭端。彭德懷在後一個問題上，直到1959年他被免職的時候，也沒有真正使全軍統一認識。

　　新中國建立後，軍隊從蘇聯購買飛機組建航空學校，聘請一些蘇聯顧問幫助訓練。從那時起，便有了軍隊幹部同蘇聯顧問的關係問題。早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提出「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在政治上要「一邊倒」。1950年2月，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全黨全軍掀起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熱潮，各個業務系統都聘請了蘇聯顧問，因之學不學蘇聯經驗，尊重不尊重蘇聯顧問，就被看作是一種政治態度問題。

　　彭德懷到軍委工作時，正值全軍學習蘇軍經驗活動普遍展開之際。由於當時許多幹部認識比較模糊，對蘇軍的某些經驗不願學習，他曾經在兩次全軍性會議上進行專題闡述，動員大家認真學習蘇軍的經驗。一次是在1952年12月，全軍各大區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上，他傳達了毛澤東的重要指示：「永遠不要驕傲自滿，一定要將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改變我軍的落後狀態，建設我軍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的軍隊，以利於在將來有把握地戰勝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還對學習蘇軍經驗中的種種錯誤認識，進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一年以後，1954年1月，他在全國軍事系統党的高級幹部會議總結中，進一步講解學習蘇聯軍事科學的重要性，明確提出四條學習要求：一、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二、要親自去摸，到實踐中去下一番苦功夫；三、要發展，把蘇聯軍事科學與自己的經驗結合起來，使其條理化，變成自己的東西，提高幹部軍事理論水平；四、要克服驕傲自滿、墨守成規和防止機械搬運。

　　總的來說，在1955年以前，彭德懷所側重的主要方面，是動員大家積極學習，批判那些不願學習的思想。在強調這個方面的同時，他也經常囑咐大家，在運用蘇軍經驗解決我軍實際問題當中，不要機械搬運。他說：「我們不回避原則性的爭端，他們（按：指蘇聯顧問）不瞭解的情況，一定要說通；他們從願望出發對我們不滿的意見，要解釋通。」「在政治上，誰不擁護蘇聯，那是錯誤的。在戰術、諸兵種合成戰鬥戰術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學習。但有些問題是可以爭論的。這樣的爭論，不是反蘇。」

　　這個時期，在他處理的事務中，就有不少沒有採納蘇聯顧問意見。遇到下邊有些事情盲目聽從顧問建議的，他便予以批評。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軍委例會，把部隊訓練時間的分配確定為，軍事訓練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後蘇聯顧問提意見說，文化教育時間占的太多，沒有必要。彭德懷對顧問解釋說，舊中國文化教育落後，文盲多，戰士入伍以後才能學文化，學了文化才能掌握軍事技術，將來復員回家也便於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和一些發達的國家，征來的新兵不僅多數人有文化，有的還會開汽車、拖拉機。中國現在則相反，是軍隊把戰士培訓成司機或坦克手，然後復員到地方上才能開汽車和拖拉機。這是中國的實際。1953年初，在軍委例會上討論國防工程建築，業務部門依據蘇聯顧問的意見，為了國防保密，要求把內伶仃島上的居民全部遷走。彭德懷當即批評說：「遷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積極動員。島上的（居民），有證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遷走，但這是極少數。內伶仃的居民全部遷走，要不得，這是單純軍事觀點。」對於當時按照顧問意見構築的一批海岸炮陣地，彭德懷每次看到都要發脾氣，從山東一直批評到海南島，還把具體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這批海岸炮，是抗美援朝開始以後，為加強沿海防務，從蘇聯進口的幾十個連的火炮，按顧問的設計構築了陣地。彭德懷在報告裡說：「所有這些陣地都出於一個公式，戰術缺點很多而且嚴重：陣地完全是露天的，對空毫無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牆很薄（30-50公分水泥，僅能防彈片）；炮和炮之間距離很近（每門炮相隔40公尺，中間安放彈藥庫），而且等距離排列在一條直線土，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彈或重磅炸彈落入陣地，全連火炮和彈藥都有被毀的危險。到了戰時，在敵人飛機轟炸和艦炮射擊的情況下，不待發揮作用就可能被敵火力摧毀。」這些炮陣地的設計，在蘇聯有強大空軍掩護，有大、中型口徑火炮的海岸防禦火力配系，或許是適用的，但照搬過來，就是完全脫離中國實際的戰術思想。

　　彭德懷對待顧問提供的建議和經驗，絕不盲目採納，絕不機械照搬。但是在有的問題上，他的看法和做法也不是沒有矛盾的。對於軍隊是否學習蘇軍實行「一長制」的問題，就是一例。1953年上半年，他曾一度設想和準備在軍隊中實行「一長制」。在一次軍委例會上，他提出軍隊團以上的政治部（處）可以不設政治部（處）主任一職，其職務由該級政治委員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培養為軍事指揮員。並且將這個建議作為軍委決定通知全軍實施。他的這一建議，當時有些人認為這是降低了政治委員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明顯的抵制。就在這個期間，總政治部起草的《軍隊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送交軍委討論，軍隊是否應當實行「一長制」的問題，又發生了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彭德懷認為主張「一長制」的那種意見「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軍委審查《內務條令》修改稿時，彭德懷把有關營教導員和連指導員的職責全部刪去，也表現出他準備首先在營、連兩級試行「一長制」的想法。到5月間，他在同總顧問的一次談話中，更直截了當地說「準備十年之後實行『一長制』」。

　　50年代，在軍隊中實行「一長制」的主張，是遭受多數幹部反對的，特別遭到政治工作幹部的強烈抵制。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曾找過不少幹部交換意見，最後他終於改變了原來準備實行「一長制」的主張。在同年10月準備全國軍事系統党的高級幹部會議報告時，提出軍隊必須實行的是「黨委集體（統一）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而不是「一長制」在報告中曾列為專題詳細闡述。以後的幾年中，他對「一長制」的思想，甚至還作過不止一次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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