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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義務兵役


  「準備在適當時機實行義務兵役制」,這是新中國誕生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上的規定。在周恩來主持軍委工作的時候,就已開始為實行義務兵役制作準備工作。彭德懷到軍委工作後,1952年10月在軍委人民武裝部成立了兵役法研究室,11月成立以聶榮臻為主任的兵役法研究委員會,1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指示,開展準備實行義務兵役制的宣傳教育。

  當時彭德懷認為頒佈兵役法,實行義務兵役制,不會有什麼拖泥帶水的事情,進行起來是會很快的。他懷著一種爭取早日實行的急切心情,在1953年元旦過後,1月2日就在軍委例會上提出,8月1日可以頒佈兵役法,到那時候就可追認去年冬入伍的新兵為第一期的義務兵。他在1953年9月8日寫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說:「今年華北、華東動員新兵經驗,提出『二年輪換』口號後,在群眾中動員順利,新兵到部隊後表現也很好(華東認為從來沒有這樣好帶的兵)。相反的,參軍年久的老兵,因為文化低、年齡大,提拔不成,考學不上,情緒反而低落,懷著很大不滿,據此情況,應於1954年上半年頒佈兵役法,1954年冬開始實行正規復員及徵召適齡人員入伍。」對他的這個建議,毛澤東認為,兵役法應繼續修訂,待憲法頒佈後方可公佈。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確定實行義務兵役制度,到1955年7月第二次會議上,兵役法才正式通過。

  彭德懷在準備實行義務兵役制的過程中,對200多萬老戰士復員問題異常關切,認為他們是部隊基層骨幹,有一些還是功臣模範,不應當將他們全部復員,更不可在一年之內全部復員;當逐步分批地用新戰士頂替他們,其中有些可選拔入軍校培養。有些因傷致殘、積勞成疾或無家可歸的,更需要給予特別周到的安排和照顧。

  對於部隊中大批老戰士的安置,從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就給予了很大的重視。鑒於中國歷史上多次裁兵的教訓,1950年7月,政務院和中央軍委發出通知,設立中央復員委員會,周恩來兼委員會主任,地方鄉以上各級政府和軍隊中的團以上都建立有相應的機構,從確定戰士復員名單、集中學習、啟程運送到移交安置,都作出細緻安排。當時雖然國家財政和人民生活都很困難,但政府仍然從經濟上給復員軍人以最大限度的生活補助。到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全軍已復員老戰士115萬余人,絕大多數反映比較滿意。

  開始實行義務兵役制時,彭德懷關心的另一件事情,是如何愛護廣大青年要求參軍的愛國熱情。1953年7月朝鮮戰爭剛剛停下來,戰爭是否還會再起,在人們心裡仍是一個問號。加上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定要解放臺灣》的社論,軍隊要隨時準備渡海作戰,害怕戰爭不願參軍的大有人在。彭德懷對於部分群眾的這種心理是理解的,他在1955年3月16日軍委會議上說:「軍隊和地方對青年參軍的熱情要倍加愛護,因為現在不願參軍的人還很多。對青年要求參軍的要有答覆,登記後沒有入伍的也要有個交代,下次徵兵應享有優先權。」彭德懷要求他的辦公室工作人員認真答覆青年來信,有時他親筆覆信,幫助青年實現參軍的願望。

  1954年11月8日,哈爾濱市有個叫董安第的青年,給彭德懷寫來一封信,說「我在童年時代就有要當一個國防戰士的志願,在初中畢業後,我還是想當一個國防戰士,保衛我國的神聖領土。可是當時不收新兵,沒有實現我的志願」,「甚至有時在睡覺中我還夢見自己當了國防軍戰士」。他說,當他「聽到兵役法的宣傳之後,更加堅決響應國家的號召,要當一個空軍駕駛員,保衛我們神聖而偉大的祖國,誓願把自己的青春和熱血獻給可愛的祖國」。信裡還附有他的簡歷和健康檢查表。

  彭德懷看了這封信,立即把秘書叫去說,要用辦公室的名義好好寫一封覆信給他。過了不久,董安第又寫來第二封信,進一步表示強烈的參軍願望。彭德懷看後,又用自己的名義給董安第覆信,懇切地寫道:「你於十一月八日和二十九日的兩封來信都收到了,前一封信,我已告辦公室給你覆信,該覆信是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出的,如果你尚未收到,請向郵局查問一下,大概不會丟掉。從1954年9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佈徵兵命令以來,有許多青年同志和你一樣,來信要求參加國防軍,要求參加解放臺灣,保衛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你們這種要求,充分表現出全國青年同志的愛國主義精神,使全國青年同志都引以為榮,你們這種愛國熱情是十分可嘉的。」在覆信的後半部分,他對董安第個人的要求,作了具體的回答和安排,寫道:「我對你一定要當一名空軍戰士的誠懇要求,表示熱烈歡迎。你的來信,已轉給兵役機關,要他們致函你的領導機關(編者注:當時董安第已在哈爾濱市參加公安工作),協助你到當地兵役局進行登記,並已轉告空軍部門,屆時為你檢查身體。祝你將來光榮地成為一個優秀的飛行員。」後來,經檢查合格,董安第終於實現了當一名飛行員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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