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自述遵義會議到會理會議

遵義會議到會理會議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是在毛主席主持下進行的，清算了反第五次「圍剿」以來錯誤的軍事路線。我沒有等會開完，大概開了一半就走了。因為三軍團第六師擺在遵義以南之刀靶水，沿烏江警戒，遭蔣介石吳奇偉①軍的進攻，我即離席趕回前線指揮戰鬥去了。

　　會議結束後，聽了傳達，大概意思是：改變了軍委領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主席擔任領導；撤換了博古的總書記，中央總書記由洛甫（張聞天）擔任；準備艱苦奮鬥，在湘、貴、川邊建立根據地（注：遵義會議決定是在雲、貴、川邊建立根據地。），與二方面軍取得聯繫。這一切大家都高興，完全擁護。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總書記。

　　蔣軍追迫遵義，紅軍放棄遵義，繼續向西轉進。待各路敵追迫至雲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時，紅軍從間道插回桐梓。三軍團向南轉進，在婁山關與王家烈②部約四五個團遭遇，王部被我擊潰，我軍猛追至遵義，當晚強攻該敵，敵棄城南逃，這就是第二次攻佔遵義。

　　第二天早上，蔣部吳奇偉軍向遵義反攻，蔣到貴陽親自指揮。三軍團沿城南門外至西門外高地抗擊吳軍；我一軍團隱蔽集結于城東南，待吳奇偉軍全面展開向三軍團攻擊時，從敵側後突擊。從上午九時戰鬥到午後四時，一、三軍團合殲敵一個師，餘敵逃脫。這是退出中央蘇區第一次連打了兩次勝仗。打亂了敵人的追擊部署，爭取了某些主動。改換新的領導後，打這樣一個勝仗意義更大。

　　打敗吳奇偉的第二天，中央機關到達遵義城。三軍團集結在城外西南十餘裡，打算休息三五天，深入傳達和討論遵義會議決議。當時，蔣介石軍正在向貴陽集結；滇軍向雲貴邊之畢節、宣威一帶集結；四川軍數部向川南集結。我當時認為，應擺脫滇軍，專對蔣軍作戰。只要尋機再殲滅蔣軍三四個師，我們就可以站住腳，而達到按照遵義會議的決定，在湘、貴、川、鄂邊——即思南、秀山、銅仁、漵浦、辰溪、沅陵地區反復作戰，粉碎敵軍進攻，爭取與第二方面軍靠攏，建立新的根據地，停止戰略退卻。這時接到軍委命令，三軍團歸一軍團林、聶指揮，進攻魯班場駐守之敵約一個軍。該敵到魯班場已是第四天，野戰工事已完成。我攻擊一天未奏效，黃昏撤退，繼續西進。到離習水不遠之某鎮，軍委又決定打擊追敵潘文華師，該師九個團，系川軍劉湘主力，戰鬥一天又未取勝，我乘夜撤退，渡過習水河繼續西進。敵軍繼續堵擊、側擊，比較緊張。

　　軍委派劉少奇來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國平調軍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遵義會議時，毛主席向我介紹：這是劉少奇，很早加入黨中央委員。以前我不認識劉少奇，他來三軍團工作，我表示歡迎。我和他談過以下的話：現在部隊的普遍情緒，是不怕打仗陣亡，就怕負傷；不怕急行軍、夜行軍，就怕害病掉隊，這是沒有根據地作戰的反映。遵義會議決定在湘鄂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大家都很高興，但傳達討論不深入。我們曾想在打敗吳奇偉軍後，爭取三五天休息，討論遵義會議決議，克服對敵作戰的猶豫情緒。現在部隊比較疲勞，特別是打婁山關那一天，很疲勞。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時從遵義出發的，想先占婁山關（該關離桐梓和遵義各四十五裡）。

　　我們十一時許才接到軍委告訴的上述情況和要我們相機襲占遵義的命令，即刻跑步前進。武裝長途跑步，消耗體力很大，幾天都沒有恢復起來。我先頭部隊到婁山關分水線（制高點）時，王家烈部隊只隔兩三百米，如果它先佔領，我處仰攻態勢，就會增加傷亡和困難。那天因為我軍居高臨下，王家烈部戰鬥力也不強，我們傷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敵人五個團打敗了，但因正面突擊，沒有截斷敵軍退路，故繳獲也不多。我還同他談：湖南敵軍戰鬥力也比以前弱。蔣桂戰爭時，湖南吳尚第八軍一部投桂軍，一部潰散。

　　紅軍兩次進攻長沙何鍵部，損失也不少。紅軍到達郴州、宜章間時，我曾向中央建議：第三軍團向湘潭、寧鄉挺進，威脅長沙；中央率主力迅速進佔漵為中心的地區，發動群眾準備戰場；三軍團盡可能在寧鄉、湘潭、湘鄉、益陽地區同敵周旋一個時期。博古他們未採納，其實這個意見是可以考慮的。蔣介石部隊也很疲勞，目前滇軍和川軍還是生力軍。我軍應擺脫堵、側、追四面環敵的形勢，選擇有利的戰機打一兩個勝仗，轉入主動，實現遵義會議決議，靠近二方面軍，創建新根據地，就好辦了。這是我和劉少奇談話的內容。

　　過了兩天，劉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見和別人的意見，寫了一個電報給中央軍委，拿給我和楊尚昆簽字。我覺得與我的看法不同，沒有簽字，以劉、楊名義發了。

　　當時中央軍委命令，從三軍團抽調三四百人，派得力幹部率領，在川、滇、黔邊創建新根據地，我們照辦了。抽選了四百餘人，派師政治委員徐策同志率領，在軍委指定地區進行遊擊戰，創建新根據地。徐是一九三〇年鄂東南特委組織部長，派來三軍團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到珙縣視察煤礦工作，就便調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們當年轉戰至五六月間，只剩數十人，被敵包圍，全部壯烈犧牲，沒有一人投降。

　　劉少奇到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時，正是蔣介石在貴陽城指揮他數十萬軍隊欲消滅我軍之時。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導下，我軍採取穿插戰術，從貴陽城之西北繞至城東，然後又從南向西進，擺脫敵四面包圍的形勢，把所有敵軍拋在我軍後面。我軍勝利地渡過金沙江，進入會理地區，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我對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興的，並沒有什麼「右傾動搖」。

　　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會理召開了一次會議，名曰「會理會議」。這時有前述劉少奇和楊尚昆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又有林彪寫給中央軍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在會議時我看了這封信，當時也未介意，以為這就是戰場指揮唄，一、三軍團在戰鬥中早就形成了這種關係：有時一軍團指揮三軍團，有時三軍團指揮一軍團，有時就自動配合。如第二次佔領遵義的第二天，打吳奇偉軍的反攻，一、三軍團就完全是自動配合把敵打敗的。

　　這次，毛主席在會議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懷同志鼓動起來的，還有劉、楊電報，這都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但大敵當前，追敵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誤會總是有的，以為林彪的信，是出於好意，想把事情辦好吧；我既沒有同林彪談過話，而同劉少奇談話內容也是完全正當的，我就沒有申明，等他們將來自己去申明。我採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但作了自我批評，說：因魯班場和習水兩戰未打好，有些煩悶，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擺脫被動局面。煩悶就是右傾。我也批評了林彪的信：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特別提出我，則更不適當。林彪當時也沒有說他的信與我無關。

　　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莊嚴申明了：那封信與彭德懷同志無關，他寫信彭不知道。

　　我記得劉少奇未參加會理會議。會議決定立即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靠攏），建立川、陝、甘邊蘇區。當時我想，電報與信和我完全無關，竟落到自己頭上，今後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臨頭，就忘記了。

　　在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我沒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沒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談過此事。從現在的經驗教訓來看，還是應當談清楚的好，以免積累算總帳；同時也可避免挑撥者利用（以後張國燾利用會理會議來進行挑撥，我說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對）。像會理會議，我沒有主動向主席說清楚，是我不對。

　　會理會後，張國燾分裂和反張國燾分裂的鬥爭又來了，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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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吳奇偉，當時任國民黨第六路軍副總指揮。
　　②王家烈，貴州軍閥。當時任國民黨貴州省主席、第二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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