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自述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束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束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突出敵重圍，十一月到達宜章、郴州問。我建議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佔漵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眾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採納。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蘇區這樣一件大事情，都沒有討論過（我是從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局江口會議後，就沒有參加過任何會議，當時，我不是中央委員（注：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由於戰事緊張未及通知本人。）和中央局委員，但聽說其他中央委員也是如此）。結果紅軍深入湘桂邊兩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脈）中，走了七天。桂軍利用人熟、地熟條件，採用遊擊戰，給三軍團以極大困難。我軍經過艱苦鬥爭，才進入貴州省境黎平。一軍團走在最右，在湖南境內的情況較好些。中央縱隊走在一、三軍團中間，聽說也很困難。一、三軍團像兩個轎夫，抬起中央縱隊這頂轎子，總算是在十二月抬到了貴州之遵義城，結束統治了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線。

　　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幾次「左」傾路線中，王明路線時間是最長的一次。它以國際主義為幌子，穿著馬列主義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對王明路線，是在一個又一個的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後才認識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線對福建事變的態度，我才開始把它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作了比較的認識。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時，特別是第三次反「圍剿」，蔣介石以五十萬大軍，分為三路長驅直入，我紅軍僅三萬人多一點，絲毫不亂，一一將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對第五次「圍剿」時，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果。

　　我對立三路線的認識比較早些，原因有許多，對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當時如果執行打武昌這一指示，三軍團有被全部消滅的危險，這是一個生與死的威脅。所以，對立三路線的冒險性，是從這樣一個具體行動上認識的。這種認識是膚淺的，不深刻的。

　　從遵義會議後成立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到一九四三年黨內學習兩條路線，我才進一步認識到黨內馬列主義和反馬列主義兩條路線的長期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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