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傳(131)_學達書庫

一三一

　　「兩彈」攻關的輝煌成就，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許多科技人員和有識之士說：如果不是聶榮臻當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苦口婆心，以後又忘我地致力於「兩彈」的攻關事業，那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第六十九章　知識分子的知心人

　　60年代，中國以震驚世界的速度，實現了在原子彈、導彈方面的突破。

　　在其它國防和民用科技領域，也取得了許多突破性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部門幾萬科技人員和全體工作人員忘我奮鬥的結果，也是中國科學院、有關的高等院校以及各條戰線的廣大知識分子大力協同，密切配合取得的成果。聶榮臻深知離開這些科學家、專家、工程技術人員，要實現國防現代化只能是空談。然而，當時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錯誤思潮不斷地衝擊著科技戰線。聶榮臻對此時有所聞，深為憂慮。為了「兩彈」能儘快上天，為了在科學技術上儘快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為了祖國的繁榮昌盛，他決心力求正確地貫徹党的知識分子政策，真正做知識分子的知心朋友，以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他把這看成是當務之急，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這些措施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至今回憶起來，許多人仍樂道不已。

　　在組織國防科研攻關的時候，聶榮臻以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愛護知識分子的一貫思想，來領導科技戰線的知識分子隊伍。當時，在國防科技部門工作的專家學者、技術人員有幾萬人。這些人，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新中國成立前後，從國外留學回國的各類專家，其中有許多是滿懷愛國激情、排除重重困難、返回祖國的著名科學家；第二部分，主要是解放前從舊中國各類高等學校中畢業的大學生；第三部分，是解放後新中國自己培養的大學生和選送到蘇聯及東歐國家學習回來的大學生、研究生。聶榮臻認為，這幾部分人從總體上說，都是愛國的，極其寶貴。到了垂暮之年，聶榮臻回憶這些知識分子時，總是滿懷深情地說：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放棄了國外優厚的待遇和舒適的生活，回到國內，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沒有一個跑出去的。這就說明，我們的知識分子是真心地熱愛祖國的，沒有他們的辛勤勞動，努力攻關，中國的國防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可能的。但當時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掌握上卻存在著不少問題。

　　曾指揮過幾十萬大軍的聶榮臻，今天作為科技戰線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不得不為科學家、專家、技術人員免受當時「左」的錯誤思潮干擾，而施加自己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是一貫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的。毛澤東1957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曾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是太少了。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但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在不少單位和部門，由於運動擴大化的錯誤做法，使知識分子感受到有精神壓力。當時提出「又紅又專」的口號是對的，但是「紅」的標準是什麼，「紅」與「專」的關係如何，卻常常存在著爭論。

　　一時間，業務、技術與思想的關係成了糾纏不清的問題。

　　為了使科技工作者有一個正確的立場，保證「紅」，就要加強政治學習，這本來沒有錯。但有不少單位，採取了許多形式主義的措施。譬如有的單位拿出過多的時間學文件、討論、開會，而且不著邊際，不針對知識分子的特點，只是照本宣科。結果，科研時間不能保證，研究任務受到影響。

　　有些知識分子對此提出異議，受到了批評，有的還被戴上反對突出政治的帽子。這個問題在科研單位帶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聶榮臻知道後，報經周恩來總理同意，1960年12月13日簽發了《國務院關於在科學研究機構中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和保證科學研究時間的通知》。通知規定：必須保證科技人員每週有六分之五的時間（即每週40小時）從事專業工作，政治學習和黨、團、工會活動每週只能占8個小時。他還對二機部的領導人講，要給科技人員以讀業務書籍的時間，改變會議過多的現象；對五院領導說，如果不保證科研時間，導彈搞不出來，將來是要負罪責的。

　　有的專家學者，因為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海外關係等問題，被認為不能從事機密專業工作。聶榮臻聽了彙報，認為這對科研工作尤其是像「兩彈」的研製非常不利。他多次對有關領導耐心解釋：在舊社會和解放初期，能夠大學畢業或出國留學的人，出身成份好的比較少，一般說，大多家庭比較富有，不是資本家就是地主，否則他沒有經濟條件上大學。所以，我們必須貫徹「重在表現」的政策，不然就等於將能夠從事科研工作的人才拒之門外，意味著科技工作將無法開展。對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的科學家，我們的同志對他們總是有一道鴻溝，特別是五院。這些人是科學家，有真才實學，既要他們搞研究工作，就應該相信他們。

　　經過聶榮臻的反復說服，終於使科研單位的領導人、人事和保衛部門的幹部統一了認識，使大批科學家進入科研部門工作。有一位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保密局少將的高級研究人員，準備調入五院從事研究工作。這件事誰也不敢做主，問題反映到聶榮臻那裡。聶榮臻得知這位研究人員在新中國建立後，工作表現一直很好，當即決定將其調入五院，以後還擔任了五院某分院的副院長，一直不受干擾地從事科研工作。這怎能不使這位科學家深受感動呢！

　　1960年底，中央軍委決定在軍隊開展五好戰士和四好連隊運動。①許多科研部門也跟著做，尤其是在五院。因為這是受國防部直接領導的研究院，各級行政和政工人員大多來自軍隊，所以推行「四好」、「五好」運動就更積極些。但廣大知識分子對此有意見，認為開展這項運動不適合科研單位的特點。在當時極左思潮氾濫下，提出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被看作是反面人物，受到壓制和批判。

　　①五好戰士，是指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四好連隊，是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的連隊。

　　這個情況反映到聶榮臻那裡，他把當時的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找來，對梁說：對知識分子的使用要很好地調查研究，現在軍隊有些單位總是把知識分子按士兵一樣看待，像管戰士一樣去管理知識分子，這是不對的。對知識分子要善於啟發他們的積極性、自覺性，不能光靠開會，搞得筋疲力盡，那樣積極性是發揮不出來的。科學研究工作的連續性很強，一搞運動就把業務工作停下來，對科研影響很大，這種做法應該研究改進。以後聶榮臻又對五院副院長王秉璋等說：科研部門必須提「以研製工作為中心」，不能照套軍隊的「四個第一」、「五好運動」、「四好運動」的做法。

　　這方面「左」的錯誤做法，當時在科研部門特別是國防科研部門得到了合法抵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聶榮臻卻因此受到了反復的批判。說他「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林副統帥」，不一而足。

　　但歷史證明，聶榮臻是正確的。

　　1961年1月，聶榮臻聽說五院某單位搞「兩憶三查」運動①而停止工作，他指示立即制止，並派專人去這個單位檢查，得知確實已經按他的指示辦了才放心。

　　①「兩憶三查」，是指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立場，查鬥志、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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