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傳(51)_學達書庫

五一

　　為了充分發動群眾，党和政府領導群眾貫徹減租減息政策，並將這個運動普及到邊區各地。1938年2月9日，邊區政府即頒佈了《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規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額減收百分之二十五；債主之利息收入，一律不准超過一分（即百分之十）。此外，額外附加一律廢除，高利貸一律禁止。1939年1月，聶榮臻在中共晉察冀分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做報告時又強調，要保障人民已得的利益，各地必須徹底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他明確指出，要從政治上壓倒和在經濟上削弱封建勢力，這是根本措施。由於黨、政府和農會在群眾中的工作日益深入，基本群眾的階級覺悟和政治地位大為提高，減租減息形成了廣泛的自覺性的群眾鬥爭。他們大量揭露了頑固不化的地主分子、漢奸特務分子，和違背統一戰線及政府政策、法令的違法犯罪分子。減租減息政策的貫徹，大大減輕了封建剝削對貧苦農民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人民有了新的生機，從而對發動群眾起了關鍵作用。但有的地方也出現了政策界限不清的做法。聶榮臻發現後及時向幹部們指出：「我們是要吃牛肉還是要喝牛奶的問題。吃牛肉一下把地主、富農的財產全沒收，不是很痛快嗎？但這樣做，只能是幫敵人的忙，會把地主、富農都趕到敵人那邊去，又將形成中央蘇區時『赤白對立』的現象，危及到我們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我們認真搞減租減息，只要地主、富農執行政府規定的政策，就團結他們一道抗日。這是擠「牛奶』的辦法，慢慢擠，細水長流。」聶榮臻的舉例生動鮮明、通俗易懂，很快被廣大幹部群眾接受。至於減租減息的具體做法，聶榮臻常說：「宋劭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他有細緻的計算辦法，能得到農民和地主的普遍接受。」

　　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政策的正確貫徹，使群眾得到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抗日積極性大為提高。人們常常稱讚晉察冀的群眾發動得好，發功得成功。其實，奧秘就在於兩項工作做得好：一是減租減息，使貧苦農民從經濟上得到利益：一是實行民主，使他們在政治上得到自由。晉察冀孤懸敵後，幾乎得不到任何物資接濟，因此聶榮臻非常重視組織軍民生產。在他的倡導下，邊區政府一開始就鼓勵群眾發展生產，植樹造林，興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開墾荒地，多打糧食，支持抗日，改善生活。

　　到1939年，又頒發了《獎勵生產事業條例》和《墾修灘荒辦法》，號召平原地區少種棉花，以防被敵人掠奪利用，要求各地多種糧食，發展手工業，儘量自織土布，以滿足軍需民用。有的地方還號召一人養只雞，一戶養頭豬。早在1938年初，邊區便開始組織合作經濟，建立各種合作社，群眾自願集資合股，實行民主管理。當時，合作社主要經營消費品和組織運輸。1939年春，邊區政府頒佈了《合作社暫行規程》，使合作社經濟進一步健全發展。群眾性的互助合作經濟，便利了農民的生產和交換，減少了奸商和高利貸的盤剝，而且有利於進行有組織的對敵經濟鬥爭。

　　晉察冀邊區還逐步加強了財政建設，健全了財政制度，保障了軍需民用。

　　根據地的軍政費用，主要來源於「合理負擔」、田賦和稅收。聶榮臻說：由於我們的部隊和幹部，大多來自勞動人民，從樸素的階級感情出發，一開始他們就提出，抗戰的財政都要由有錢的地主、富農或工商業主負擔。這樣做顯然不符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所以，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們提出了合理負擔的辦法。怎麼個合理法，都是宋劭文領導邊區政府摸索研究出來的。他懂經濟，又很鑽研，工作很細，提出的辦法得到邊區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晉察冀合理負擔的辦法，開始時不分貧富，按每戶全部收入折米計算，農戶平均每人收入小米一石四鬥以下的免征救國公糧，一石五鬥至二石的徵收3％；二石一鬥至三石者徵收5％；以後每加一石增1％，直增到20％為止。

　　經營工商業的，按同樣的比例繳納現金或實物。後來，覺得免征點稍高，負擔面窄了些，對統一戰線不利，便降低了免征點，使負擔面擴大到邊區總戶數的60％左右。「救國公糧」由村政府徵收、支付和保管。這樣，村村有糧站、村村有倉庫，可以到處取給，不誤需用，還節省運輸，減少了損失。部隊、政府機關用糧，由政府按月按定量發給糧票，保障了供給。採取這些措施以後，邊區財政逐步走上軌道。聶榮臻曾不無目豪地說：自古以來，就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說法，我們在抗日戰爭時就不存在「糧草先行」的問題，部隊基本上是走到哪裡，便可以就地取得「糧草」供應。

　　晉察冀在發動群眾進行政治、經濟等各項鬥爭中，還大力加強了對群眾組織的領導。根據地的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和兒童，都廣泛地組織起來，使他們在抗日鬥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農會吸收和依靠貧雇農，並以貧雇農中的積極分子為骨幹，團結廣大農民，以各種方式支持抗日戰爭，這是八路軍最可靠的群眾基矗邊區青年在各條戰線上是最活躍的力量，是黨和軍隊的重要後備軍。中共各級組織特別注意了對「青年抗日先鋒隊」的領導，通過這個半武裝性的群眾組織，使廣大青年在對敵鬥爭和各項工作中發揮了有力的作用。聶榮臻說：抗戰時晉察冀的群眾組織得很好，社會秩序井然，真可以說是做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程度。只要在邊區，我們走到哪裡都非常安全。事實也確實如此。聶榮臻經常到各軍分區檢查工作，或到北方分局開會，有的相距百里以上，他都是只帶一名警衛員，一人一匹馬，說走就走。有時在老鄉家吃飯或過宿，都受到熱情接待，安全得很。

　　聶榮臻還十分重視邊區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他支持宋劭文和主管文化教育的邊區政府委員婁凝先等，普遍發展了小學、中學和冬學、夜校，襯村辦有「掃盲班」，幫助不識字的農民學文化。文化教育活動，不僅遍及邊區各地，還發展到一些遊擊區和敵佔區。到1939年底，據不完全統計，北嶽區和冀中區共辦有7000多所小學，7所聯合中學，中小學生達三四十萬人，晉察冀還創辦了華北聯合大學和抗戰建國學院兩所高等院校，培養了大批各類幹部。邊區軍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對建設邊區、保衛邊區產生了積極影響。

　　1940年8月，在彭真主持和聶榮臻的參與下，對晉察冀推行的各項方針政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總結，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因為綱領恰恰是20條，所以稱為《雙十綱領》。這個綱領被延安《新中華報》稱為「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民主主義的施政綱領，是最適合目前抗日需要的」。綱領受到晉察冀各階級、各階層的熱烈歡迎。它使邊區建設取得了進一步的成就，使根據地日趨鞏固，對遊擊戰爭的堅持和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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