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43)

一四三

　　經過這一系列措施，到一九六二年我國科研人員已經發展到九萬四千多人，其中有研究員、副研究員二千八百多人，助理研究員七千七百多人，實習研究員五萬多人，而且是老中青結合、門類齊全的一支龐大隊伍，初步滿足了當時我國科研工作的需要。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當中，政策上我們強調學用一致，專業對口，這也是發揮人才潛力的重要措施。用非所學，是對人才的最大浪費，當時對這一條我們三令五申，要各單位認真執行，凡是接到了這方面的來信，我們都轉請有關部門認真解決。我們還號召各級領導要大膽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員。誰都知道，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中級科研人員，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他們的出身或社會關係屬非勞動人民家庭的相當普遍。如果因此將他們拒之門外，那我們就等於沒有自己的科學家了。

　　所以我們提出了「重在表現」的政策，以免束縛自己的手腳。同時號召知識分子努力學習，不斷提高思想覺悟、學術水平和研究能力。我們要求各級行政領導和政治工作人員，要當好他們的後勤，儘量關心解決他們的各種困難，對他們的吃飯、住房，甚至小孩人學入託、愛人兩地分居等等都要盡可能幫助解決，以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使人才潛力得以充分地發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為了進一步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我們還曾考慮過適當提高知識分子的工資待遇問題，當我把設想的方案向毛澤東同志口頭彙報時，他表示完全贊成，他說，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可以超過我的工資，可以突破國家最高工資標準的限制。可惜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個方案沒有來得及進一步研究和組織實施。

　　為了加強黨對科研工作的領導，我們還從軍隊和地方抽調了大批文化較高、德才較好的黨政領導幹部和一般幹部，到科研系統從事黨政領導工作和科研保障工作。這些同志絕大多數兢兢業業，同樣為我國科研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的貢獻。輕視他們在發展科學事業中的作用，同樣是不對的，也不合乎事實。

　　在組織隊伍的過程中，我們始終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周恩來同志和各部門的大力支持。舉例來說，一九五六年六月，為了組建導彈研究院，我們召開了一次會議，請教育部、機械工業部、冶金部、化工部、鐵道部等單位的負責同志參加，共同商討抽調技術或教學骨幹到導彈研究院工作的問題，大家都非常支持，表示要誰就給誰，很令人鼓舞。過了幾天，我將需要商調的三百八十名中高級技術人員的名單報送給周恩來總理，他看後對我說：「你們所需要的幹部同各部門商調就可以了。」就這樣，幹部很快就調齊了。許多單位，我們要調它的教學或技術骨幹，甚至連調令、介紹信等都還沒有送到，打個電話，人就報到了。各部門的領導同志總是要什麼人就給什麼人，一般不說二話，廣大科技人員就更是朝令夕到，以承擔國防方面的技術攻關任務為榮。這種同心協力組建我國科研隊伍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

　　總起來說，要組織好科技隊伍，我們的體會是：首先要規劃好一批重點院校的學科專業，使科學研究需要的人才，能源源不斷地按計劃得到補充。其次，對科技人員應該盡可能做到學以致用，人盡其才，避免人才的浪費。同時，要執行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在思想上、生活上都要關心幫助科技人員，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促進他們的進步。在專業工作方面，要虛心傾聽科技工作者的意見，發揮他們的專長，使他們能專心致志、心情舒暢地做好科研工作。

　　§中蘇科技合作中的波折

　　在發展科學技術，尤其是國防尖端技術的事業中，如何對待外國援助問題，我們黨的一貫方針是「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我們同許多國家都有科學交往，但一開始，交往最多的是蘇聯。所以，下面主要回憶一下同蘇聯科技合作中的一些情況。

　　五十年代，蘇聯曾給予我國相當大的援助，很多蘇聯科學工作者和專家，在蘇聯共產黨和列寧、斯大林的長期教育下，在中國工業建設和科學研究工作起步的時候，曾經給予了積極熱情的幫助，對我國科學事業的開拓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體現了國際主義精神。但是，蘇聯在援助問題上，由於赫魯曉夫當政時期蘇聯領導集團的錯誤思想指導，當時就有很大的保留，從一九五九年起，蘇聯在科技援助方面就開始卡我們了。到一九六〇年，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完全違背蘇聯人民的意願，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撤走全部專家，停止了一切援助。從而也更使我們認識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必須把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特別是國防尖端技術的立足點，完全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之上，才能攻克各種難關，扎實、穩步地向前發展。

　　一九五六年八月，我們趁李富春同志在莫斯科訪問的機會，請富春同志向蘇聯政府提出導彈方面的技術援助問題，並提議我們派代表團去進行談判。但是九月份蘇聯方面的答覆，使我們大失所望。他們說，對中國的援助只能限於培養幹部，而且只能接受五十名留學生。他們提出的藉口是，搞這個必須先從培養幹部開始。

　　培養幹部當然也需要，但蘇方的答覆同我們的要求相距太遠，如果按照這個步驟，估計最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以後，才能在我國進行導彈的研究工作。這就將大大推遲我國掌握導彈武器的時間，對我們鞏固國防和提高技術水平都非常不利。通過蘇方的答覆，我們看出了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對我國發展國防尖端武器的態度，總的說來就是不想給。

　　形勢非常明顯，我們面臨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和蘇聯的限制。

　　我們怎麼辦？當時大家是這樣分析的，我國雖然科學技術與工業水平很落後，但分散在全國各方面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目前在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爭取回國的留學生、科技人員也還有相當的數量，有的曾在外國參加過火箭方面的研究設計工作。只要我們確定了正確的方針並採取積極的措施，即使沒有外援，也是可以獨立進行研究的。據有關專家估計，我國當時在空氣動力學、推進機、彈體方面，設計象美國「誠實約翰」一類的火箭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當時最困難的是電子元件、器件和精密儀器、儀錶設備的基礎薄弱，研究生產趕不上研製尖端武器的需要。這方面有些東西我國當時是難以解決的。雖然如此，但我們認為這些東西初期由於用量很小，可以通過貿易途徑從國外進口一些。

　　為此，我向中央和軍委建議，一方面我們自己動手，積極籌備導彈、原子彈、新型殲擊機等尖端武器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爭取繼續與蘇聯進行談判，儘量爭取得到一些援助。蘇聯同意接受五十名導彈專業留學生，我們還是儘量派出去。另外，我還建議，我們可以設法從西方國家購買一些元件、儀器，作為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借鑒。但這個計劃，限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後來未能實現。

　　今天，如果把我們研製尖端武器所走過的道路重新回顧一下，證明中央當時所確定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我們在武器裝備方面，把立足點主要放在外國援助或主要靠購買外國的產品上，那就不但不會這樣快取得成就，而且必然造成研製工作的依附性，會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尤其一九六〇年以後，蘇聯突然斷絕援助，我們就會陷入困境。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在國防部五院的成立大會上，要求大家把「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為五院的建院方針，當即受到熱烈的贊同。

　　當然，我們的方針既強調了立足點應以自力更生為主，又不排除爭取必要與可能的援助，我們不能閉關自守，也不能搞排外主義，只要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對發展我國的科學技術有好處，我們就不拒絕外國援助，而且還希望爭取得到這種援助。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