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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後的國際形勢,使赫魯曉夫在新技術援助方面出現了鬆動的跡象,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我對周恩來同志說:「是不是再和他們談一談,讓他們援助一下,派一點專家,提供一些資料和樣品,由我們自己搞。」

  周恩來同志說:「可以先找蘇聯顧問談談。」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遵照恩來同志的指示,找當時蘇聯駐中國負責經濟技術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提出希望蘇聯在尖端武器的研究製造方面,對我國給予技術援助。他聽後熱心地說:「我本人同意,待請示我國政府以後再予答覆。」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我們得到阿爾希波夫的答覆,蘇聯政府對中國的要求表示支持,他受權宣佈,同意中國派代表團去蘇聯談判。我隨即將這個消息報告了毛澤東、周恩來同志。

  一九五七年九月,經黨中央批准後,我與陳賡、宋任窮等同志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同以別爾烏辛為首的蘇聯代表團進行了認真談判。歷時三十五天,於十月十五日雙方達成協議,在莫斯科簽訂了蘇聯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術方面援助中國的協定(以下簡稱「十月十五日協定」),勝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給我們的談判任務。

  「十月十五日協定」簽訂以後,一九五七、一九五八這兩年執行得比較順利。雖然蘇聯只是向我們提供了幾種過了時的導彈、飛機和其它軍事裝備的實物樣品,交付了相應的技術資料,派了些技術專家,但這些,都使我們爭取了時間,縮短了差距。

  不過,眾所周知,這種援助並沒有維持多久。由於我們黨堅決拒絕了赫魯曉夫提出的侵犯我國主權,企圖控制中國的要求,同時,中蘇兩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也逐步公開化了,蘇聯在執行「十月十五日協定」上也隨之越來越後退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赫魯曉夫到我國訪問,要我們答覆不久前蘇方提出的「關於建立聯合艦隊與長波電臺的建議」,妄圖控制我國,當即遭到我們的嚴正拒絕。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達賴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企圖把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這使中印關係頓然緊張起來,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領導集團,不顧我方提供的事實和提出的勸告,授權塔斯社於九月九日公開發表「關於中印邊界事件的聲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蘇分歧公諸於世。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藉口當時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在日內瓦談判關於禁止試驗核武器的協議,怕西方國家獲悉蘇聯正在新技術方面援助中國,「有可能嚴重地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斷若干重要援助項目,兩年以後看形勢發展再說。從而,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單方面撕毀了「十月十五日協定」。

  一九五九年九、十月間,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以及參加我國國慶招待會時的講話,都影射攻擊我們是什麼「好鬥的公雞」。這一系列行為,預示著中蘇關係的全面惡化,我們預感到赫魯曉夫領導集團片面撕毀所有協議的可能性已經為期不遠了。

  一九六〇年一月,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我在會上專門向中央彙報了中蘇科技合作方面的一些情況。那時候赫魯曉夫領導集團斷絕援助的跡象已經更加明顯了,米格21飛機和導彈的技術資料都卡住不給了。我在會上說,看來靠蘇聯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蘇聯為了保持領先地位,加以對我們不放心,所以在國防尖端技術上,對我們加緊限制的情況,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我們已經摸清了他們的基本意圖,是在新武器裝備的科學研究上使我們與他保持相當的距離,只同意我們仿製蘇聯即將停產甚至已經停產了的裝備,他們正在生產或正在研製的新裝備,是不會向我國提供的。對我國研究、設計、試驗工作的援助,也局限在規定的幾種仿製型號上。總之,他們想長期使我國處於仿製階段,處於依附地位,永遠落後他兩三步。

  在具體做法上,一般生產技術資料可以供應,關鍵性的生產技術資料、研究設計和理論計算資料以及原材料生產技術資料,則拒絕供應;通用設備可以供應,專用和非標準設備、精密測試儀器,則拖延或拒絕;一般原材料可以給一點,越是特種的原材料越卡得緊。蘇聯來華專家方面,搞仿製的工藝專家還可以來一些,設計專家難請,科學研究專家乾脆拒絕。一方面蘇聯業務部門為了學術上不丟臉,要派較好的專家來,一方面對他們的工作,蘇聯大使館和國內又嚴加限制。來華專家大多積極熱情,幫助我們掌握技術,消化資料,進行仿製等,做了大量工作,對我們是有幫助的。中蘇關係緊張以後,有的專家仍然表現很好,熱心地從事他份內的工作。因此,當時我們建議,對蘇聯專家還是要熱情對待,認真地向他們學習。

  中蘇合作中另一個變化是蘇聯向我們要的東西多了。一九五九年蘇方向中方要的資料為前五年總和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以上。而且過去要的多是些中醫、中藥、種子、農業、手工業等我國的傳統技術,一九五九年起,要的絕大多數是工業新技術、尖端技術和我國的重要資源、重大工程項目的資料。我建議,我們要嚴密注意這種動向,做好充分準備。會議過程中,中央領導同志都同意我的看法。

  到一九六〇年八月,蘇聯從我國撤走了全部技術專家。至此,「十月十五日協定」已經被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徹底撕毀了。

  隨著中蘇關係的這種變化,我一直在考慮我們在獨立自主地發展科學技術上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同一些同志商量研究以後,我在一九六〇年七月三日向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寫了報告,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蘇聯在重要技術關鍵上卡我們,令人氣憤,但氣憤並沒有用,一定要爭口氣。事情有可能這麼一逼,反而會成為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動力,會使我們更加堅決地在科學技術上貫徹自力更生的方針,而不是指望外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重要建設的設計、設備和技術大都是成套進口,這一段對我們很有幫助,使我們能迅速掌握技術,但是,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某些科學技術上的依賴心理,有些同志總想伸手向人家要,無形中放棄了自力更生的方針。

  目前國民經濟中一般技術問題大體上解決了,還有一些重要的環節尚待解決,只要我們努力是可以解決的。尖端技術方面雖然還差,但也已經從無到有,打下了一些底子。在科學技術上已經找到了我們自己的一些路子。因此,在新的形勢面前,我們繼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是可能的。(恩來同志間時在此旁批: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顯然他是贊同這一方針的。

  二、今後科技來往應採取新的作法。凡協議上有的項目,我們到時候就要詢問,仍然要。但對方不給,絕不再催,掛上一筆帳。協議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對例行的年度中蘇科技合作,也以少提為好。我方已經簽字承擔的義務,如提供蘇方技術資料,接受來華考察等,在一般科學技術範圍內,我們仍應按協議如約完成。對蘇聯專家,要貫徹中央所指示的方針,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多做工作。派留學生的方針也要從新考慮,對方限制重重,去了學不到什麼新技術,因此,最近應少派,但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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