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41)

一四一

　　這幾個方面科學機構的組建和不斷完善發展，使我國科學事業在「文化大革命」前，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

　　下面我著重回顧一下我國國防科研機構組建過程的一些情況。因為國防科研機構更是從無到有地組建起來的，發展的規模比較大，帶動的學科比較多，特別是在原子彈、氫彈、導彈等尖端武器方面取得了突破。

　　「居安思危，有備無患」這是一句古訓。朝鮮戰爭停戰以後，經常引起我們不安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遠遠落後於我們當時的敵人。如何逐步改變這種狀況，這是我們經常思考的問題。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這個問題也越來越顯得突出了。我們國家很大，不可能靠購買武器來支撐國防，尤其從科學發展的趨勢來看，技術越發展，保密性也越強，別人即使給一些東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進的技術，唯一的出路只有盡可能吸取國外先進成果，走自己研製的道路。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對國防科技工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時我對一些搞國防科研的同志說：「誰也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東西交給別人，這一點不但應該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而且應該成為我們制定國防科研方針、政策、任務的依據。」

　　當然，建國以後，我們建設了一些常規武器兵工廠，而且具有一定的規模。但是只有常規武器還不能保證我國的安全，何況我們當時能生產的常規武器，在性能、品種上也大大落後于技術先進國家。正如列寧所說的：「一支軍隊不準備掌握敵人已經擁有或可能擁有的一切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誰都會認為這種行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二百四十九頁）在當代，我們必需發展包括導彈、原子彈在內的各種尖端武器。

　　一九五六年，我們首先組建了導彈研究院。當時值得慶倖的是，在這方面我國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學家，象錢學森、任新民、屠守鍔、蔡金濤、梁守槃、黃緯祿、莊逢甘、吳朔平、姚桐彬等同志，他們很快集中到了導彈研究院，由他們指導，開展工作，少走了彎路。導彈研究院成立以後，由於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各種技術人才和先進設備源源不斷地向該院集中。只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就已經初具規模，有了一支人數眾多的隊伍，其中技術人員占絕大部分。下面成立若干分院，不僅研究戰略導彈，而且研究各種戰術導彈。先從仿製蘇聯援助的一些導彈入手，逐漸過渡到我國自行研究設計，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導彈研究院以後演變為七機部，即現在的航天工業部。研究的導彈型號方面陸續作了若干調整。

　　原子能及其配套的生產和研究機構，由宋任窮同志負責。先從勘探、冶煉鈾礦資源和建立試驗性小型反應堆入手，既研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同時探索研製原子彈的途徑。在此基礎上，不久就成立了原子能研究設計院。原子能方面我們也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學家，象錢三強、王塗昌、朱光亞、郭永懷、彭桓武、鄧稼先、陳能寬、程開甲、王承書、張沛霖等同志。在他們的技術指導下，我國原子能科研進展也很快。原子能研究一開始就是由二機部即現在的核工業部抓總的。國防科委成立後，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由國防科委統一領導。

　　還有一大批優秀的中青年設計師和工程師參加到這條戰線上來，他們對我國導彈、原子彈事業的發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大量的實際工作是由他們完成的。

　　在研製導彈、原子彈過程中，我們越來越感到兩彈是近代各種科學技術成果的高度結晶。兩彈的複雜性幾乎牽涉到國民經濟所有的生產部門和技術領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須組織全國大協作才行。於是，我們一面大力建設導彈研究院和原子彈研究院的關鍵性研究試驗手段，一面將大量課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各工業部門與各地方的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請他們配合研究，提供成果，同時給以保障條件，這就帶動了一大批學科，推動了我國科研事業的發展。

　　在研製兩彈的同時，我們就著手建設原子彈試驗基地和導彈試驗基地。以後隨著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我們又建設了一批尖端和常規武器的試驗基地，以及若干測量、觀察跟蹤基地或台站。建設這批基地和台站需要大量的測試、檢驗和觀察、跟蹤等設備，還有許多特殊要求的建築設施。這方面的困難也是很大的，有些不亞於兩彈研製中所碰到的難題。解決這些難題，除了購買少量的關鍵設備而外，大量的也是靠全國大協作的方式研究解決的，這又帶動了一大批學科。這些試驗基地和台站，大多建立在荒無人煙或人煙稀少的地區，那裡氣候惡劣，交通不便，自然條件很差。

　　我們從軍隊抽調了大批優秀的指戰員，包括一些領導幹部、各類工程技術人員、行政和政工幹部，開赴這些異常艱苦的地區。他們在戈壁沙漠、海島灘塗、荒山野嶺或茫茫草原上安營紮寨，與科學技術人員、建築工人等一起，克服了種種困難，艱苦創業，硬是把這些基地、台站按期建成了。在這些基地上，我們多次成功地進行了導彈、原子彈、氫彈、衛星和其它武器裝備的試驗，有力地配合了國防科研工作的進行。我去過一些試驗基地，親眼目睹了他們吃大苦，耐大勞，創業維艱的感人事蹟。至今，許多同志已經在基地艱苦奮鬥了二十多年，這是難能可貴的。在研製導彈、原子彈、氫彈、衛星和其它武器裝備所取得的成就中，同樣凝聚著基地同志們的心血。象對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一樣，人民將銘記和感謝他們的寶貴貢獻。

　　在研究導彈、原子彈過程中，我們還大力發展了電子學方面的研究。因為大量的遙測、遙控、自動控制、精密儀器儀錶等都離不開電子設備。這在當時是我們的薄弱環節，單靠協作來解決大量的電子設備是難以做到的。因此，我們成立了電子設備研究院。後來又發現許多電子設備過不了關，是卡在電子元件、器件上，因此又成立了電子元件、器件研究院。電子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對兩彈的研製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電子學研究院還為其它軍工部門和民用工業部門提供了一批科研成果。

　　因為集中力量搞兩彈進展得比較快，所以我們決定，軍隊成立航空研究院和艦船研究院以及其它武器裝備研究院。這些，也同樣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回想組建科研機構的整個過程，我認為在當時我國大量的科學研究工作，尤其是象導彈、原子彈、現代高性能飛機和艦艇、複雜的電子設備等完全處於空白狀態的情況下，在機構建設上我們採取集中力量，形成拳頭的做法是正確的。實踐證明，這樣做，能夠較快地摸清情況，開展工作，組織協作，攻破難關，取得研究成果。有鑒於這方面的成功經驗，一九六七年十月，我曾建議把國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進一步組織起來，成立十八個研究院。我當時想，這樣做不但力量可以集中，而且處在「文化大革命」極其動亂的情況下，還可以使這方面的科研工作和科技人員因此得到必要的保護。這個建議曾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的批准。但處在當時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動亂時期，在批判我的所謂「大科研主義」情況下，籌備工作被迫停頓，以後有些院建成了，有些則不了了之，實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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